蛰居“地下室”终非长久之计，于是，一段时间之后，地面建筑竟奇迹般的“拔地而起”。我所以给“拔地而起”这四个字加引号，那是因为不才一日闲来无事，依《独乐园记》所示勾草图，结果有惊人发现：所谓“独乐园”，也就一“自得其乐”的农家菜园，仅此而矣，千万不要有“拙政”“退思”诸名园的暇想。
　　不信请跟我来：
　　园子呈南北走势，地势南高北低，以“读书堂”为中心，依次布景有七。
　　自南引水北流，分渠水为五道，假装“状若虎爪”，然后注入一个池子。这个池子多大呢？“方深各三尺”。换言之，也就一平米见方，和农家的大水缸差不离。
　　“大水缸”北面修一暗渠，又“状若象鼻”。水流出北阶，悬注庭下，遂分为南北二渠，环绕中央的所谓“弄水轩”，会于西北而出。
　　这是“读书堂”之南的布局。

　　堂之北又有一池，这个池子看来还比较象样。因为仅池中那个象玉玦的小岛就很大，圆周三丈。一丈三米。就是说，仅岛的面积就有九平方米。池子自然要比岛大。
　　岛上遍种修竹。某日，司马光兴致高涨，抬起老腿，攀将上去，生生将竹梢捆结起来，据说从下往上看，酷似“圆形穹庐”，这就是“钓鱼庵”。那池里要有鱼，我估计也就蝌蚪之类。
　　有“建筑群”出现在“蝌蚪池”之北，南北走向建屋六间，东向开门，南北开窗，以利向阳通风。因有“地下室”之鉴，遂狠劲地往屋顶覆茅草，聊以避酷暑。
　　窗前修竹那是一定要经营的。竹林阴翳，夏日浓阴匝地可驱暑，秋夜竹影横斜可赏月，不远处又有“蝌蚪池”的水声，倒也是不错。
　　这就是司马光起居的场所——“种竹斋”。
　　以上四景，余下三景皆在池之东面。

　　池东，整出一块菜地来，倒不种菜，他是“良相”做不成，要做“良医”了，因此在菜地里全种上草药。
　　菜地北边一小块地，又种竹——这就有三处种竹了。司马光故伎重演，将竹梢结成一屋形，四周漫栽蔓药、木药，名之曰“采药圃”。
　　圃南砌起六个花坛，栽芍药、牡丹及不名杂花，边上建一亭子，名曰“浇花亭”。
　　司马先生没打算作践自己，盖是憧憬有这样一个神妙的去处：月明星稀时，可以无限接近星空；或者晴空万里之际，有机会将目光放逐得最远。于是园中起“高坛”，是为“见山台”。
　　在书房里品读《独乐园记》，估计要比身临其境感觉要好。因为宋人邵博，这位邵雍的孙子，比我不“厚道”多了。他仗着资料有所根源，爆起“独乐园”的秘料来那是相当的起劲。
　　“园卑小，不可与他园班”，《河南邵氏闻见后录》提到“独乐园”时即这样说，然后证据确凿地一一开列：“‘读书堂’者，数椽屋”；“‘浇花亭’者，益小；‘弄水’、‘种竹轩’者，尤小”；而“见山台”，“高不过寻丈”而矣。
　　和我的推测一样，以“独乐”名园，不过是司马先生读书著述之余，舒展筋骨的地方罢了。
　　日期：2012-06-21 09:21:15
　　三
　　“读书堂”初始藏书有五千多册，十五年之后，猛增至一万多册，可谓富矣。于是，“迂叟读书，多处堂中”。

　　司马光，字君实，自号迂叟，祖籍为山西夏县涑水乡，因此世称涑水先生。《石林燕语》称“司马光自少称迂叟”，这个推测有违情理，一个小孩再怎么“老成”，岂能在父老面前自称“叟”？而熙宁间，宋神宗尝与臣下论司马光，谓其不懂变通，有点“迂”。余不敏，司马光自称“迂叟”，盖出于此。
　　司马光一生好读书，《三朝名臣言行录》载：“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
　　兄弟们读书，记性好，一二遍下来，玩去了。独司马光，坐在蚊帐里苦读，直到背下来方止。虽说笨了些，可是这样“下帷绝编”的苦功，却让他终生不忘所读过的书。司马光自制了一个圆木警枕，读书累时，倒头休息，稍一小睡，圆木警枕即滚动，即惊醒，即起来再读书。
　　功力就是这样练成的。
　　司马光居洛十五年，身无长物，一室萧然，唯图书盈几。与书册相依伴的日子，并非一无所得：“书不可不成诵，或在马上，或中夜不寝时，咏其文，思其义所得多矣。”

　　清人顾炎武亦崇尚这个读书法，他一度骑着瘦马，行万里路，去见识外面的山川风月。马背驼着他，同时驼着份量不轻的《十三经注疏》。待到空旷处，且信马由缰，顾炎武则自顾背起书来，偶有遗忘，即翻出书本来看，由是学有五车之富。
　　“读书堂”万余卷藏书，司马光晨夕披阅十数年，可是令人惊奇的是，不论是哪一本书，只要你再次打开它，它都跟刚从书店里带回来的一样——皆新若手未触者。
　　他是如何做到的？
　　当答案轻松地跳进我的眼帘时，我知道，司马先生要做到这一点，决不轻松。因为它与“心血来潮”无关，而是它的反面——持之以恒，用二个字来概括就是毅力。
　　这就是司马先生每天必须做到的规定动作：端谨地打开书册之前，书册之下必出现一块质地柔软的布，而布之下是一钞钟之前刚刚擦拭洁净的几案。

　　于其说他是在读书，不如说是在从事一项极为神圣的祭祀活动，因为他的恭谨就象祭司。
　　每读毕一版（一版即左右两页），即从空中突降五爪，或是食指点唇来翻书，那是不可想象的，必“侧右手大指面衬其沿而覆，以次指面捻而挟过”，方不至“揉熟其纸”。
　　古人重晒书，晒得即是书脑，因为书脑一坏，整本书也就散了。因此，司马光在手边还备有一块方板，想起身活动时，即以方板托起所读之书，就如恭承圣旨一样。非唯避免手汗渍了书页，也是保护书脑之意。
　　这是一个严谨的学者生涯，严谨到足以令人生畏。它委婉地再现在《读书堂》这首诗里：
　　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

　　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
　　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
　　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
　　而《上元书怀》则展示了这位学者，可爱的另一面：冬日暖阳下，找个避风的地方，靠在柴垛边，似睡非睡，俨然一与世无争的村野老人了——唯余读书乐，暖日坐前檐。
　　在学者的端自恪守与野老的坐逝时光之间，司马光似乎还不满足，于是又充满想象地拉来许多人物来坐标心思——园中七景，他写了七首诗，每首诗出现一位历史人物——仿佛车程要用路碑来显示一样。

　　在《钓鱼庵》，他赏识严子陵。这位汉光帝的同学，睡姿很不老实，竟将一条腿横架在皇帝的肚皮上，另一条腿旋即迈出皇宫，溪边垂钓去了。急于归去的人又有陶渊明，司马光登上《见山台》看山，据说顺带看见了五柳先生在东篱边的劳作。
　　不曾想，《采药圃》竟有这样的寓意：汉人韩伯休，卖药都市，药不二价。一女子买药，韩伯休执价不移，女子怒曰：“你难道是韩伯休？”韩伯休闻言叹道：“我本逃名，不意却连女子都知道我的名字。”于是弃药径去，终身不返。
　　之后他又成了唐人杜牧之（《弄水轩》），东晋王子猷——王羲之的儿子（《种竹斋》），以及洛人白居易（《浇花亭》）。
　　总之是，客人不多，或者他想象客人不多。于是，门常关着，他便在那里“胡思乱想”：
　　独乐园中客，朝朝常闭门。

　　端居无一事，今日又黄昏。
　　（《独乐园二首》之一）
　　事实上，“端居”并非真的无所事事，日子却是过得充实而清苦，乃至有不堪重负之嫌。因为他要赶在有生之年，为皇帝编写一部简明而上下一贯的历史读物，它就是后世著名的《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