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管辂不再客气：“老生见不生，常谭见不谭。”
　　从何晏的问话中可以看出，此辈确是功名之心甚重，但说到底，他隐隐是有一些担心的。就在管、何会谈之后不久，何晏即写了一首诗以表达心中的不安与忧虑：
　　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

　　常畏大网罗，忧祸一旦并。
　　岂若集五湖，从流唼浮萍。
　　承宁旷中怀，何为怵惕惊。
　　《世说新语笺疏》说：“盖因（管）辂言，惧而赋诗”。很是难得，何晏最终还是动了退归林下的心思。只是，事到如今，人在江湖，想抽身已然太迟了。
　　日期：2012-05-05　09:46:23
　　九

　　司马懿动手的时间是在嘉平元年正月初六，他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一举端掉了正始集团。
　　司马懿不愧老谋深算，以其高明的伪装术骗过了曹爽的耳目，以至曹爽深信这个老头眼看就要行将就木了。实则是，就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正月初六这一天，曹爽陪同皇帝曹芳前往祭拜明帝的陵墓——高平陵，司马懿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了政变，史称“高平陵之变”。
　　曹爽再次相信了司马懿的说辞：“唯免官而已，以洛水为誓”，毫无道理地认为“司马公正欲夺吾权耳，吾得以侯还第，不失为富家翁”。于是向司马懿投降。当回到洛阳之后，等待他们的却是软禁。
　　后续发生的事情再次证明司马懿的攻于心计，那是远胜于“銛巧”的何晏，他竟然让后者参与审理曹爽等人的案子。而何晏接下来的表现，不仅全然无超脱与飘逸之影子，且还无气节之甚。他拼命地追加昔日同党的罪行——穷治党与，目的只是为了“冀以获宥（赦免）”。
　　何晏自以为得计地疏奏丁、邓等七族，老奸臣猾的司马懿却说：“未也，凡有八族。”何晏想破脑袋也想明白这第八族指谁，俄尔蓦然一惊：“岂谓晏乎？”
　　司马懿一笑：是也。

　　何晏失笔于地。
　　以上是《魏氏春秋》的说法，北宋司马光并不同意，他在《资治通鉴·考异》中认为此说为“妄”。因为司马懿既治曹爽之党，安肯用何晏典其狱？就令有之，何晏岂不自知与曹爽最亲而焉能独免？以故《资治通鉴》不录此事。愚意，依司马懿之心性，似也有这种可能。
　　当然，正始集团中讲气节的人还是有的，比如前面提到过的桓范，司马懿派员“持之甚急”，他却淡定自若地对部下说：“慌什么（徐之），我亦义士耳。”
　　四天之后的正月初十，司马懿以“阴谋反逆”之罪名，处死了曹爽、曹羲兄弟及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诸人，夷及三族。风流一时的正始名士自此瓦解，朝政悉数落入司马氏之手。公元265年，司马晋水到渠成地替代了曹魏。
　　约在何晏被杀之后，管辂回到冀州，裴徽问他对何晏的印像。管辂说：“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见者清，所不见者浊。神在广博，志不务学，弗能成才。”
　　何晏终究浮华，傅嘏真知人也。

　　何晏死时约四十来岁。
　　正始名士之夏侯玄，虽侥幸躲过高平陵之祸，但后来卷入谋杀司马师的政变案，被夷三族。心不自安的诸葛诞，亦于多年后起兵造反，兵败被杀，并夷三族。荀粲似乎较为幸运，因其很可能死于高平陵之变之前——生卒年不详。荀粲妇有美色，不幸早逝，荀粲“痛悼不能已，岁馀亦亡，时年二十九”。
　　值得庆幸的人，似还有王弼。无缘高位却又因此免祸，得失之间，祸福之际，谁又能讲得清楚呢？然就在何晏死的那一年，因与正始集团的瓜葛，王弼“以公事免”。其秋，遇疠疾亡，时年二十四，无子，绝嗣。
　　《资治通鉴》卷七十五这样评价“正始之音”：“何晏……与夏侯玄、荀粲及山阳王弼之徒，竞为清谈，祖尚虚无，谓六经为圣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争慕效之，遂成风流，不可复制焉。”
　　竹林七贤之后，又有旧时王谢，“扪虱而谈”就是集结在东晋王猛身上的典故，遗响确实很长。

　　日期：2012-05-06　21:06:38
　　陶渊明：五柳先生
　　题记：关于陶渊明的生卒年，历来聚讼纷纭，其中影响较著者概有59岁、63岁、76岁诸说，本文兹从杨勇先生《陶渊明年谱汇订》之63岁说。
　　一
　　东晋陶渊明象改革家一样独立而且强大，时俗难以撼得动他，所以不染积习。当时的魏晋上层社会崇尚玄风清谈，他不谈；诗文讲究骈偶华艳，他不写。他要写就写眼中所见，心中所想，看到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因此之故，北宋黄庭坚称：“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耳”。
　　这里的“不为”是说，他并不刻意去铺排诗文的写作技巧，所谓的“语不惊人死不休”之类，自也是他所拒绝的。他的这种率真的诗风，以及多以家乡山水为题材，乃至躬自田间劳作也入了诗，对后世的影响极大，产生了极多的追慕者，是为文学史上著名的田园诗派。

　　追慕者之一的白居易，在大唐的某一天，终于有机会来到陶渊明的旧宅瞻仰。他在《访陶公旧宅并序》中说到：“予夙慕陶渊明为人，往岁渭川闲居，尝有《效陶体诗》十六首。今游庐山，经柴桑，过栗里，思其人，访其宅，不能默默，又题此诗云。”下面就是他不无忧伤的所见：“柴桑古村落，栗里旧山川。不见篱下菊，但馀墟中烟。”

　　诗中提到的“柴桑”之“栗里”，陶渊明曾在这里居住过，历史上亦多以为他是“柴桑”人，所以白居易才会不辞辛苦地来这里踏访。和他的生卒年是个问题一样，关于陶渊明的出生地，亦有二种说法，另一种即主张在寻阳。
　　于此，有必要先对这二个地方进行厘清，庶使后文的叙述更为明白晓畅。
　　魏晋时期的地方行政层级是这样：州辖郡，郡辖县。柴桑、寻阳在当时是两个县的名称，前者属荆州武昌郡，后者属扬州庐江郡。公元291年，朝廷割扬州之豫章等郡、荆州之武昌等郡合十郡，“因江水之名而置江州”。公元304年，分庐江之寻阳、武昌之柴桑二县置寻阳郡，属江州。三年之后的公元307年，又以豫章之彭泽县属寻阳郡。

　　据载，江州的治所最初在豫章，公元340年移治寻阳，之后虽有短时间迁回豫章，但很快又搬回寻阳。寻阳郡的治所则在柴桑县。
　　虽然公元412年，寻阳县并入柴桑——后者仍作为寻阳郡的治所（柴桑仍为郡）。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在陶渊明出生的公元352年，江州辖下有寻阳郡，寻阳郡下有寻阳县。
　　以上考证出自袁行霈的《陶渊明年谱汇考》，条分缕析，甚为明了，足可为据。可见，陶渊明当出生在寻阳郡寻阳县，而非柴桑县。寻阳县位置在今九江市西，柴桑县位置在今江西九江市西南，两地相距约二十里。
　　距柴桑县不远有风景迷人的庐山，站在庐山之巅可远眺同样迷人的鄱阳湖，陶渊明没事就去那逛逛，北宋苏轼也去。他听说庐山东林寺藏有《陶渊明诗集》，打算派人去借来看，江州刺史“忽送一部遗予，字大纸厚，甚可喜也。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惟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
　　苏轼亦是极喜欢陶渊明的。
　　另一个需要指明的地理方面的因素是，晋时，荆州和扬州最称富庶，两州人口有“半天下”之说。晋室南渡之后，地方豪强如王敦、桓温、殷仲堪、桓温，遂往往据荆州以对抗王命。而寻阳郡恰夹在荆、扬二州之间，这就是后来寻阳郡地界经济萧条、民不潦生的地理“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