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晏果真与后生王弼探讨更为玄妙的“天人之际”的问题，并且以极大的胸襟来接纳。何晏花了很大心血来注释《老子》，书稿大体成规模时，兴步去找王弼，却吃惊地发现，王弼亦在给《老子》作注，并且其见解远出自己之上。何晏当场被震住：“不复得作声，但应诺诺。”于是麻利地将整部书稿扔进纸篓里，后世遂只见得他在此基础上提成出来的短短的《道德论》。

　　《老子指略》、《老子注》之外，王弼还著有《周易注》、《周易略例》等书。王弼“扫象不谈”而专谈义理，在易学史上极富名气。何宴原本对易学亦有极深的造诣，但他没有做重复的工作，而是去研究王弼未尝涉及的领域。这两个人的默契配合，终于开辟了魏晋学术的别开生面：
　　玄学。
　　日期：2012-05-02 20:09:37
　　七
　　对于王弼的加盟，作为吏部尚书的何晏，另眼相待之外，自是要想方设法予以提携。于此，有必要交待一下，正始名士在政治上的作为。
　　曹爽秉政之初，为自树党羽，排挤了吏部尚书卢毓，而以何晏取代。针对此一时期的政坛取向，还是那个“多嘴”的傅嘏，看不惯憋不住，又有话要说。他直接找到曹羲（曹爽之弟）：“何平叔外静而内銛巧（工于心计），好利，不念务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将远，而朝政废矣。”

　　且不论曹羲是否领他的这份情，傅嘏的口无遮拦，又将会给自己招来什么伤害，单就事情的进展来看，足可证明这个傅嘏确有非凡的远见。何晏一党初得志，即蛊惑曹爽专权，“说爽以权重不宜委于人”。这个“人”指的是谁呢？即指同样肩负顾命之责的司马懿。
　　起初，曹爽还是很尊重司马懿的，因其“年德并高”，又是名符其实的魏初老臣，曾助曹丕争得太子之位，于是“恒父事之”。可是，自从何晏、邓飏、丁谧为尚书，何晏典选举，毕轨掌司隶校尉，李胜任河南尹（首都地区的地方行政长官），曹爽自感羽翼壮大又丰满，遂不再瞧司马懿的脸色，“诸事希复由宣王（指司马懿）”。司马懿只得忍气吞声地接受“太傅”这一虚衔，等于完全被架空了权力。这就为他后来不客气的反击，埋下了伏笔。

　　古语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傅嘏太察了，很讨人嫌，就此成为何晏的打击对象。换言之，何晏一朝权在手，即利用手中权力打击持不同政见者。有二个成语足可表明其打击的力道，叫做“以山压卵”和“以汤沃雪”。
　　首当其冲的就是傅嘏，因“微事”被罢免了职务。接着是建议出台《考课法》的卢毓，伺察得其属下“微过”，直接深文周纳到他头。于是，何晏“使主者先收毓印授，然后奏闻”。气焰张扬到大有“先斩后奏”之势，以至出现了这种尴尬事，反对派子女之婚嫁都成了问题，因时人莫敢与之“共婚”故也。反对派后来悉数加入司马懿阵营，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方失意，自有一方得意。宿与何晏有旧者，因此“多被擢拔”，飞黄腾达了去。然而，正如傅嘏预言的那样，何晏与邓飏之流到底私欲太重，邓飏为人既“好货”，自是要先收了礼然后肯出面提拔或推荐，以故“何晏选举不得人”。
　　见于史载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正始中，任何晏以选举，内外之众职各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观”。这似乎是说，排除外在的干扰，何晏自心也能够识得一些人才，比如王弼。
　　由于权力很容易让人迷了心窍去，既使正始名士内部，亦并非钢铁一般牢靠。在提拔王弼这个问题上，何晏与丁谧就有相左的意见。何晏拟用王弼出任“黄门侍郎”一职，丁谧却成功说动曹爽任用王黎，王弼只得屈居“尚书郎”。
　　时正始九年（248），王弼二十二岁。
　　王弼是否是一个合格的办事人？这是个问题。因为史言，尽管长于才华，王弼却不擅长政务，亦拙于处理事关成败的人际关系。授职之初，他求见曹爽，且是正儿八经地要求旁人不得与听——请间，却是老半天在大谈高深莫测的大道理，“无所他及”。曹爽“以此嗤之”，他终归是办事人，有轻视王弼的意思。

　　说到底，事功终非王弼所长，他也不甚留意——这应是受了正始名士不谈俗事的影响。而且王弼为人，似有恃才傲物的倾向，“颇以所长笑人”，又颇不通达人情物理——浅而不识物情，以故为士君子所嫉。起初他与王黎、荀融交情甚款，王黎即夺了高位去，于是生恨，与荀融亦不终好。
　　以故，王黎不久病亡，曹爽终不用王弼而另用他人。王弼自是无缘核心高层，何晏叹以为恨事。
　　日期：2012-05-03 20:06:42
　　八
　　一转眼已是嘉平元年（即正始十年，公元249年），一场风暴眼看就要到来。这是因为正始名士所推行的正始改制，“多变易旧章”，“屡改制度”，这进一步激发了魏初老臣的抵抗意志，矛盾遂公开化。
　　魏初老臣谈及何晏与邓飏，竟将之比作东汉的大坏蛋弘恭与石显之属。坊间谤言以何、邓、丁为三狗，皆欲啮人，尤以丁谧为甚。这是个极为危险的信号，曹爽不得不对何晏等人提出警告：“当共慎之，公卿已比诸君前世恶人矣。”
　　其实，在此期间或者之前，象管辂这样的明眼人早已感知到了其中的不妙。
　　管辂是个易学怪才，山东平原县人氏。他的人生轨迹发生巨变是在遇到冀州刺史裴徽之后（正始五年，公元244年），在此之前，他一直默默无闻。

　　裴徽由吏部郎外放冀州刺史，提升的是职位，失去的却是愉快的心情。因为远离了洛阳这个政治文化中心，也就意味着远离了可以长夜清谈的社交圈，而堂堂冀州，一时又找不到当量的“对手”，其心情之郁闷可想而知。于是“思还京师”，得与诸名士“共论道”。正当他举棋不定之际，管辂的出现，给他带来了意外的惊喜，原来“草间自有清妙之才”也。

　　“一相见，清论终日，不觉罢倦。天时大热，移床在庭树下，乃至鸡向晨，然后出。”管辂成为冀州的“文学从事”。
　　“再相见，便转为钜鹿从事。三见，转治中。四见，转为别驾。至十月，举为秀才”。
　　四次相见，官升四级，最后被举荐为令人羡慕的“秀才”——“秀才”是州一级向中央贡举的杰出人才，管辂自是春风得意。更为得意的是，他将有机会进军京师名流界。行前，裴徽向他介绍了正始名士圈，以及老朋友何晏。
　　何、管会面是愉快的，因为他们相当投机地畅谈了彼此关心的易学问题。《资治通鉴》将这一故事的发生时间，系于正始九年（248）。
　　何晏肯定地说：“君论阴阳，此世无双。”时邓飏在坐，他听了老半天没听出门道，于是纳闷地问：“君见谓善《易》，而语初不及《易》中词义，何故也？”管辂寻声答之曰：“夫善《易》者不论《易》也”。

　　何晏含笑而赞之：“可谓要言不烦”。
　　下面话题继续。
　　何晏紧接着提出二个相当棘手的问题：“闻君著爻神妙，试为作一卦，知当至三公否？”又问：“连梦见青蝇数十头，集在鼻上，驱之不肯去，有何意故？”
　　对于管辂来说，这真是天赐良机。他觉得有必要给裴徽的这位老朋友敲敲警钟，也算是对裴徽的一种报答。因为在他看来，尽管何晏此时“位重山岳，势若雷电”，但毫无疑问，其已处身于危机四伏的漩涡之中。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在于，何晏之流是借势压人，而非以自身的人格影响人，以故“怀德者鲜，畏威者众，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这就象青蝇集于鼻尖，必预示着即将遭到群小围攻，而鼻为天中之山之象，又预示着“位峻者巅，轻豪者亡”。

　　于是，管辂毫不隐晦地指出，只有履道休应，和惠恭谦，则“三公可决，青蝇可驱也”。
　　一旁的邓飏早已不耐烦：“此老生之常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