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陶渊明虽躬自耕作，膝下五子也没游手好闲——至少没有资料表明是这样，却依然生计困顿，盖亦缘于此吧。
　　日期：2012-05-07　20:28:18

　　二
　　陶渊明，字元亮，入宋后，改名潜。“潜”是“潜龙勿用”之“潜”，鼎革之际，他的志节就体现在这个字眼上，蛰居简出，不做刘宋的官。
　　据其后来的回忆，陶渊明幼年生活是很清苦的，乃至“箪瓢屡罄（经常没吃的没喝的），絺綌冬陈（冬天还穿着葛布单衣）”。尽管这样，他还是接受了很好的早期教育。我们在前面说过，魏晋时人是不读《六经》这样的儒家经典的，他们只沉醉于飘逸而玄虚的《庄》、《老》——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可是陶渊明却声称“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这就意味着他们陶家明显是逆“时尚”而动，很有“遗世独立”的味道。

　　陶氏的这个价值取向，应该和其家风有很大的关系。
　　陶渊明的曾祖父是个有名望的人物，叫陶侃，孤寒出身，后来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成为东晋的名将，官做到都督八州诸军事，荆、江二州刺史，爵长沙公。在极讲究门阀制度的晋世，陶侃的成功不只是他个人或者陶氏家族的荣耀，更体现了他为改变时气所作过的奋斗。
　　正始名士只高谈阔论（清谈）不做事，即使职责在身也不做，因为一旦侧身具体的政务，即会被目为“俗人”，也就谈不上高逸。这个风气对魏晋的影响极大，浸以时日，遂产生了这样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现状：出身高贵而又身居高位者，往往能力不足，而有能力办好事情的人却又出身微寒，无缘或极少有机会晋级高阶，这就为南朝之“寒人政治”的出现，埋下了因子。

　　实际上，在“寒人政治”出现之前，陶侃分明就是个“异数”。《晋书·陶侃传》载：“侃性聪敏，勤于吏职，恭而近礼，爱好人伦。”注意这四个字“勤于吏职”，这显然是破风气之举，此其一。
　　其二，陶侃这个人脾气不好，因为他经常动怒，而他经常动怒的原因在于，手下人不能免俗的“逸游荒醉”、“谈戏废事”。于是，他毫不顾情面地将代表飘逸之酒器扔到江里去，且抓过担负具体职任的吏、将来打——鞭扑，边打边数落：“《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

　　其三，农忙时节，他定要去田间地头走走，却见一人手里抓着一把未成熟的水稻。问：“你拿这个干什么？”答：“随手取来玩的。”陶侃悖然大怒：“你自个玩手好闲也就算了，却还要破坏人家的庄稼（汝既不田，而戏贼人稻）？”抓过来也是一顿打。
　　《陶侃传》说，“其综理微密，皆此类也”。
　　陶氏后人响慕陶侃的为人，尊崇其遗风，恪守其遗训，勤读“先王法言”，自是情理之中的事。就中之陶渊明，似乎更为向往曾祖父所取得的功业与成就，于是自少年时代起，便慨然有奋发之志：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杂诗》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
　　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
　　——《拟古》
　　“骞翮思远翥”大意是说，要象鸟儿一样展翅高飞，去实现心中的理想。而他心中的理想又是什么呢？张掖即今甘肃张掖县，幽州在今河北北部一带，诗中似以此指代长江之北，而北方当年是晋室的领土。这就是说，他梦想成为祖逖那样的人：不收复中原，誓不罢休。
　　这是他恬淡的性格之外的罕见激昂与高亢，至于他后来要吟出“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这样的诗句，那是经过一番世事之后，突然之间就把“少学琴书，偶爱闲静”的性格倾向放大了。应该说，原本他就不是一个“小老头”，并不是一生来就消退。这也符合儒者的一贯操守：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这里估且慎言“有道则仕，无道则隐”之类。
　　鲁迅先生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静穆’，所以他伟大”（《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
　　诚然，单就性格方面来讲，陶渊明不免有孤介的一面。他自己就坦言“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与子俨等疏》），虽是自谦，多少也有部分的事实，而这个脾气终归难与人合作得来。很可能是基于这方面的因素以及其他，陶渊明遂未有机会去践行心中的理想，不得已只得回家，“击壤自炊”了。
　　日期：2012-05-09　08:00:43
　　三
　　《五柳先生传》约作于晋孝武帝太元十七年（392），实录了陶渊明28岁之前的生存状态。实际上，28岁之后直至去世之前，这大抵亦是他的人生轨迹，因为这是他如彼选择的如此结果。从这篇文章中可知，那迷人的、让人无限牵挂的五棵柳树，先生是种在寻阳县“田园居”旧宅边上的，他的以“五柳先生”为号，大约亦在此之前。
　　是文还透露给我们一个惊人的信息，陶渊明确有不遵“祖训”之举，他好酒。“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此后的人生，他一直与酒保持着纠缠不清而又缠绵悱恻的关系。有一次，他喝醉了，就用脚踢客人，你快回去吧，我要睡觉了。他是否因此而误事，或者径直这样说，他是否借酒在逃避？

　　不得而知。
　　此外，这大体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的耕读生活：田间劳作断然是免不了的，而后“闲静少言，不慕名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很多年之后，在《与子俨等疏》中，他还提到“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以及冬月的围炉夜话，零零总总这些印象拼凑起来，当是古老到发黄的田园吧。
　　明朝深巷也应有卖杏花的人，我总是作如此的念想。
　　尽管陶渊明的一生免不了都要“环堵萧然，不蔽风雨；短褐穿结，箪瓢屡空”，可是你瞧他，一幅安然自得的样子——晏如也。这是他的做作或者矫情吗？我看不象。因为往后的诗文中，他还要不断地提到宿命般的清贫，一生从不见舒坦，可是笔底的语气，却是那样的平和，不怨不艾，也从不哭哭啼啼。

　　这是需要境界的，正如颜回的曲肱而枕之一样。
　　后世懂他的人很多，比如南宋名儒朱熹朱夫子，他在《朱子语类》中就提到：“晋宋人物虽然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不要，所以高于晋宋人物。”
　　有官做他就做，没官做就不做，或者做不下去了他也不做，古话称不恋栈；有酒喝他就喝，没酒喝就不喝，总不干卿何事吧！这才叫风月洒然，仿佛陶渊明。
　　朱熹真知人也。
　　28岁的陶渊明，原本打算“以此自终”，就这样老死田间算了。但29岁上，他迎来了做官的机会，就去做了。据他自己顶客气的说法，是为了养家糊口——亲老家贫，然依我看，他到底无法忘记心中隐约的志愿。因为上文提到的《拟古》诗中有“少壮”一说，杨勇先生解释为“正指初出仕时期”。而陶渊明是时的语气，断断是有将胜利的红旗插遍中原的意思的。

　　于是，太元十八年（393），陶渊明出任江州祭酒。
　　据《宋书·百官志》，江州自晋成帝咸康中始置别驾祭酒，“居僚职之上”。此别驾祭酒，至刘宋初年方撤除。可知陶渊明的祭酒一职，当为别驾祭酒，职位是比较高的，然要掌管的事情也不少，“祭酒分掌兵、贼、仓、户、水、铠之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