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是晚些时候的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他毫不犹豫地采信了“牛僧孺传”和“杨於陵传”，把李吉甫列为罪魁祸首。在解释自己为什么不相信“李吉甫传”中祸起裴均造谣时，司马光是这样说的：执政的宰相怎么可能教唆举子批评时政？裴均要造谣也不会找这么荒谬的角度。
　　对司马光的质疑，近代学者岑仲勉嗤之以鼻。宰相遇到自己不方便直接出面的事，就让地位低一些的官员或举子出马，自己暗中支持。这种可进可退的手法在历史上可谓屡见不鲜。裴均造谣，听起来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司马光是史学泰斗，自己又当过宰相，怎么提出如此幼稚的质疑？遇到李吉甫、李德裕父子的事迹有一好一坏两种记载、两种解释，司马光总是选择最坏的。换句话说，他不惮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李家父子。

　　既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只好推敲一下，究竟哪一个版本更接近真实？
　　最直接的甄别方法，当然是从那三份卷子中找答案。从情理上说，卷子批评了谁，谁就最有可能向天子控诉三位举子和考官。
　　遗憾的是，牛僧孺和李宗闵的卷子到底写了什么，已经没有人知道了。《全唐文》中只保留下皇甫湜的文章。在这篇策论中，没有一个字句是攻讦（音jié）宰相李吉甫的，反倒颂扬宰相“公忠”、“忧勤奉职”。皇甫湜还建议皇帝每日都要和宰相交谈，以免“汉之末祸”。
　　什么是“汉之末祸”？只要你还记得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李固和李膺的故事，就不难知道是外戚与阉党专权乱国之祸。安史之乱后，唐朝再没有什么有分量的外戚。皇甫湜矛头所指，当然是重重帷幕后面的阉人。三位举子和三份卷子一向被相提并论，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牛僧孺和李宗闵那两篇已经遗失的文章，内容大体上和皇甫湜的文章差不多，都是指责阉人的。
　　李吉甫怎么可能声泪俱下，去替阉人出头？
　　二十多年后，案件的当事人之一杨於陵病亡。为他攥写墓志的是儒学名家李翱。这篇墓志没法回避元和三年的那场风波。他的描述是，“中贵人（即宦官）大怒”。考场突生波澜的时候，李翱在史馆任职，是这场风波的亲历者。他没有卷入朋党争斗，立场中立，说法比较可信。风波的另一位主角是牛僧孺。他死后，墓志是同党的李珏（音jué）写的。如果真是李吉甫造的孽，墓志肯定会大书特书。可李珏只是泛泛地提到迫害三位举子的是“持权者”，没有指明是李吉甫。

　　总之，种种迹象表明，李吉甫与牛僧孺等人被黜落无关。
　　司马光对李家父子的偏见，使他没有能看出真相，也没有发现一个值得玩味的细节：本案的关键性证据，也就是那三份卷子，有两份失传。很“凑巧”，失传的恰巧是牛党两大领袖的卷子。
　　这恐怕不是什么巧合。牛党人物是不是想隐瞒些什么？有学者揣测，他们要隐瞒自己早年抨击权阉的“壮举”。
　　元和三年制举案是李宗闵人生的转折点。一篇文章，使他的仕途突然坎坷起来。案件结束后，李宗闵沉沦下僚有好几年。如水岁月磨平了一个人的棱角，腐蚀了他的灵魂，把热血男儿蜕变成了一个功利、世故、贪恋权势的官僚。面对他搏击过的权阉，李宗闵脸上堆出谄媚的笑。牛僧孺倒是爱惜比较羽毛，后来也没有和阉人亲密接触。不过，这种澹泊，是热情耗尽后的与世无争，再没有早年的血气。他也不想再提起那段往事，无谓地刺激阉人的神经。

　　没有深宫里的权阉做靠山，牛党人物怎么能抗衡才华横溢的李德裕？他们对早年抨击阉人的举动讳莫如深，很默契地藏起那两份卷子。另外一位举子皇甫湜恃才傲物，仕途上不太得意，没有卷入后来的政争，更不需要隐瞒什么。所以，今天我们翻开《全唐文》，还可以看到他的文章。
　　迫害三位举子的元凶，是宫里的权阉。但是，李宗闵、牛僧孺攀附上阉人后，刻意地回避了这一点。可元和三年策论案实在太轰动了，无法回避，如何才能另外寻找一个替罪羊？冥思苦想后，撒谎的人选择了李吉甫，因为他的儿子李德裕后来是李宗闵、牛僧孺的政敌。这样，谎言就有了一个看起来还算合乎逻辑的情节：元和三年，李吉甫迫害了可怜的李宗闵、牛僧孺；被迫害的牛、李二人，再加上杨於陵之子杨嗣复，组成了未来牛党的中坚力量，向李德裕复仇……

　　这个虚构的故事移花接木，用李吉甫顶替阉人，隐瞒了牛僧孺、李宗闵与阉人们早年的不快。它还为李吉甫勾勒出一副让人讨厌的权臣脸谱。最重要的是，这样的故事泯灭了李宗闵、牛僧孺与李德裕之争的大是大非，把这场政治较量降格为一场弥散着狗血气味的私人恩怨。
　　在青蝇乱舞的长安，还有多少真相被这样掩藏和歪曲？
　　我们想读点书，琢磨纸面上和纸张下的历史，它们却总在睫毛前飞来飞去，不是遮住这个字，就是模糊那个字。我们挥舞着衣袖，扬起手掌，象梁启超在 《饮冰室诗话》中说的那样，“休矣著书俟赤鸟，悄然挥扇避青蝇”，可怎么也赶不走他们。青蝇飞累了，就无所顾忌地栖在书卷上。如果读书人不察觉，还以为青蝇就也是一个个字符。谁知道呢？唐朝人以为，青蝇是芋根变的。这个说法真有些不知所云。也许它们是文字变成的，又变成了文字——每当我写下一些文字，来描写文章中那些主人公的对立面，我就会觉得这些字都是青蝇们聚集而成的。

　　把元和三年策论案说成牛李党争的起因，不过是一个骗过了无数人的谎言。被骗的人，甚至包括了陈寅恪这样的史学大家。《唐代政治史叙论稿》才会有这样的论述：“唐代外廷士大夫之牛李党争即起于宪宗元和之世”。这样的谎言，要伴随李德裕的一生。因为，他的政敌们没什么功业、没有什么操守，却很擅长用文字涂抹真相。
　　后来的事情，我们已经说过了。半年后，李吉甫被迫去了扬州。他遭阉人打击，时间上不过比三位举子，还有杨於陵和裴垍晚了一点。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新、旧《唐书》的“李吉甫传”更可信。他的确得罪了裴均，还有裴均背后的阉人势力。裴均则如愿以偿得到仆射之位，接着又带宰相头衔，镇守襄阳，还捞了个公爵头衔。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裴垍接替了李吉甫，当上宰相。这场风波爆发前，两人的关系非常亲密，没有任何交恶的迹象。裴垍这回出任宰相，也是李吉甫推荐的。从这个细节也能看出，裴垍在元和三年贡举案中被处分，根本与李吉甫无关。试想下，如果李吉甫半年前攻击裴垍，半年后又推荐他取代自己，未免太过儿戏——撒谎者根本没法自圆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