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04-25　08:31:26

　　第四章：从一场考试到另一场——当李德裕年轻时3
　　那是李吉甫任宰相的第二年。浙西（今浙江省西部、江苏省南部）叛乱已平息。他雷厉风行地提拔人才、调动节度使、进献《元和国计薄》……做得风生水起。也就在这一年，考场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元和三年春，朝廷举行制举。制举也可以看成科举的一种。考取进士只取得入仕的资格，新进士们要经吏部铨选才能为官。制举则是考中就可以授官，是平步青云的捷径。因此，有一些已经中进士的人也参加了这场考试。鱼贯入场的举子中，有两位必须特别花费些笔墨来说一说。他们是这段历史无法回避的人物：一位叫牛僧孺，另一位是李宗闵。
　　在我小的时候，听过一个“牛弘不问”的故事。相传隋朝时有个读书人叫牛弘。他的弟弟贪杯，有一次借着七分酒意，射杀了牛弘驾车用的牛。妻子忿忿地去告状。牛弘听后，点了点头说：没关系，那就做牛肉脯吧。这个大雅君子后来在隋朝历任高官，执掌吏部多年，选拔了不少人才，比如我们曾提到过的李百药。他爱读书，性格温和中带些风趣。这些特点，在他的后代牛僧孺 身上都依稀可见。

　　我们要关注的另一位人物是李宗闵。他是唐高祖（李渊）第十三子的后人。祖父一辈曾是宰相。到了李宗闵的上一辈，也多考中进士。父亲是大臣，伯父更贵为宰相。李宗闵诗文不坏，擅长碑铭。不过，他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流的交际手腕。和牛僧孺一样，李宗闵也是在贞元二十一年中进士，两人有同年之谊。在古代，这种同年关系非常密切，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同胞兄弟。
　　数日后，制举的结果揭晓。牛僧孺、李宗闵都赫然高中。一切风平浪静。万众瞩目的制举仿佛就要在绿肥红瘦的季节完美收场。谁曾想，几天后平地起波澜。有人向天子控诉牛僧孺、李宗闵，还有另外一位叫皇甫湜（音shí）的举子在卷子里诽谤朝政。结果，三位举子被黜落。主考官韦贯之、杨於陵被贬出长安。翰林学士裴垍（音jì）、王涯曾奉旨复核试卷，对三位举子上榜没有提出异议，结果也被牵扯进来，双双退出学士院。王涯还是皇甫湜的舅父，处分更重。

　　要知道，韦贯之品行高洁、杨於陵器度弘雅、裴垍选贤任能，都是公认的君子。王涯品格上比他们低了一个档次，可也是文坛名流。他那句“不知马骨伤寒水，唯见龙城起暮云”就让我很喜欢。旨意一下，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朝堂上抗议声一片。另一位翰林学士白居易形容当时是“上下杜口，众心汹汹”。那么，到底是谁指控三位举子、打击四位大臣呢？
　　在旧《唐书》的“宪宗本纪”、《唐会要》中，都只泛泛地说是“权幸”、“贵幸”，没有指明到底是谁。在新《唐书》的“牛僧孺传”和新、旧《唐书》的“杨於陵传”中，说进谗言是执政的宰相，换句话说，就是李吉甫。旧《唐书》的“王涯传”和新、旧《唐书》的“李宗闵传”干脆指名道姓，言之凿凿地说就是李吉甫。
　　同样是新、旧《唐书》，“李吉甫传”却告诉我们另外一个版本。两篇传记都说，这件事和宦官的义子裴均有关。当时，他正积极运作宫廷内的关系，想谋取尚书省的仆射之位。最大的阻力，就来自李吉甫。
　　裴均和裴垍一样，出身闻喜裴家，不过血缘关系疏远。差得更远的是他们的品格。裴均身为名门子弟，竟然甘愿去当阉人义子，人品猥琐是可想而知的。韦贯之就极端鄙视这个阉党。仆射地位很高，李吉甫不愿意让这样一个小人沐猴而冠。事情传到裴均耳中，他自然恼羞成怒，千方百计要扳倒这块绊脚石。就在此时，牛僧孺、李宗闵和皇甫湜在卷子里抨击宫中阉人专权干政。愤怒的宦官们听说后，纷纷跑到天子面前哭诉。

　　裴均马上意识到这是个好机会。他的党羽开始到处散布谣言，说三个举子哪有胆量攻击宦官？在背后教唆他们的，就是李吉甫。
　　三人成虎，连李纯也开始怀疑自己的宰相了。还好，独孤郁挺身而出，极力为李吉甫开脱。他是李纯非常欣赏的一位年轻人。李宗闵、牛僧孺的老师权德舆是他的岳父。开国以来，公主大多下嫁权贵、功臣家走马架鹰的纨绔少年。有一次，天子感慨地说：权德舆有独孤郁这样的女婿，我是比不了的。他命宰相一定要在士族中挑选独孤郁这样的风雅人物来当驸马。
　　不过，独孤郁没有替三位举子开脱。这可能是出于丢车保帅的考虑，也可能是他别有难处。牛僧孺和李宗闵都是权德舆的门生，这种关系形同父子。碍于岳父的关系，独孤郁不方便替他们出头。所以，李吉甫没有事。三位举子，还有取中他们的考官均获严谴。这就是说，害三位举子的人并不是李吉甫，而是阉党。
　　新、旧《唐书》怎么会对同一件事有截然相反的两种记载？
　　我们先从旧《唐书》说起。这部史书修撰于后晋。这时候距离唐朝灭亡的年代不远。晚唐的遗老遗少不少尚在人世。修史者有机会接触到当时人写的东西、聆听当时人的陈述。许多弥足珍贵的史料也就这样保存下来了。不少传记的素材，都是传主的子孙、门生提供的，自然站在自己人的立场上说话。在五代十国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文风颓丧，修史者没有详细甄别手头的资料，就编入史书。有的甚至是原文照抄，连称谓都没有改。明末顾炎武就批评旧《唐书》太过“繁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把元和三年策论案的罪过推到李吉甫头上的，都是李德裕政敌的传记。这些人，后来被统称为“牛党”。杨於陵不算牛党。可他的儿子杨嗣复在牛党中的地位仅次于牛僧孺和李宗闵。杨於陵的传记自然要和牛党保持一致立场。反过来，李吉甫的传记说陷害三位举子的是阉人。立场中立的“宪宗本纪”和《唐会要》则语焉不详。
　　新《唐书》是在旧《唐书》的基础上去芜存精，有增添，也有删除，但总的来说，是增的少，删的多。编撰者欧阳修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修饰文字上。他同样没有注意到同一本书对元和三年策论案的记载自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