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吉甫也曾浪迹江淮十几年，去的都是忠州、郴州那样一些猿啼鸦噪、山穷水恶的荒城，几曾见过如此明媚的绿杨城郭。谁到了温柔水乡，不想停一停那一叶人生的扁舟，在滟滟的水光中听听二十四桥的飘渺箫声、寻一寻桥上的玉人、桥下的红药……《李吉甫传》写到这里，难道不该出现些华丽、闲散的字眼，来描绘他人生的绮丽章节么？

　　可惜，翻遍新、旧两本唐书，找不到一点痕迹。《全唐诗》里收录了李吉甫的四首诗，也没有描写过如此有诗意的一座城。
　　透过繁花绿柳，李吉甫看到了触目惊心的景象。缺少堤堰塘沟这些水利设施，使本来不缺水的江淮遇雨则涝，没有雨却又闹起了旱灾。他依稀记得，父亲李栖筠在常州的的时候，浙东、浙西尤其严重。没想到，与两浙一江之隔的江淮几十年来也饱受旱魃蹂躏。在长安的时候，李吉甫竟然一点都不知道。
　　历任官员对民间疾苦熟视无睹，却很擅长揣摩天子的心理。他们知道朝廷怀有一颗重整天下的勃勃雄心，平西川、定浙西，还要讨伐淮西、征服河北……这一切都离不开钱粮，尤其是江淮的钱粮。天子和宰相最不希望听到的，就是灾情。只有每年源源不断地通过运河，将钱粮载到洛阳和长安，才能赢得升官发财的青云路。他们大笔一挥，划掉了龟裂的土地、干涸的池塘和枯死的禾苗，添上了粉饰太平的辞藻和一个又一个漂亮的数据。为了支持这些虚构出来的数据，他们要足额上缴税赋。至于税赋后面有多少血和泪，就不是他们要考虑的了。前任节度使王锷搜刮了五年，用无数的财宝进献皇帝，收买阉人，就为了一个宰相头衔。如果不是白居易愤然上书抗议，他就得逞了。

　　谁能把锦绣东南和眼前悲惨的一幕联系到一起呢？只有这种天灾结合人祸，才能真正地把百姓推到水深火热的深渊中。李吉甫没有犹豫，提起一管狼毫，把自己看到的一切写进奏章，快马加鞭送到长安。他相信，天子的震惊程度不亚于他。
　　果然，大明宫的旨意很快就颁布下来，数百万田租被免除了，受旱的百姓终于暂时摆脱沉重的税赋，可以稍微喘一口气了。长安还派出特使，快马奔赴江南各地，去放赈救灾。不过，李吉甫也清楚，在王朝逐渐衰败的时代里，天下有的是比淮南更苦、更动荡的地方，在等待长安的挽救。他可不能写一纸文书，就觉得自己尽力了。三年时间中，李吉甫筹措钱物，修筑起了富人塘和固本塘，灌溉万顷良田，大大地缓解了旱情的影响。在他的苦心经营下，江淮各地的元气慢慢地恢复过来。

　　也正是这三年里，长安天子一直在等待召回李吉甫的时机。对他来说，这三年充满了挫折和消沉。
　　日期：2011-03-28　14:59:19
　　第三篇：星辰有角——李德裕的祖父与父亲（附李绛）7
　　在我写下这篇文章前几年，一方墓志在河北省正定县城北出土。尽管沾满泥土的青石已断为四块，我们还是可以清楚地看见两行阴刻篆书“唐故成德军节度使检校司空同平章事赠司徒太原王公墓志”。它的主人，叫王士真，如墓志所述，是成德军（今河北省中部）的节度使。这个藩镇与卢龙（今河北省北部、北京市）、魏博（今河北省南部）并称“河北三镇”，父子世袭，割据一方。就在李吉甫去扬州后不久，王士真病死。他的儿子王承宗想遵循惯例，世袭节度使之位。

　　这一回，长安却打算挑战这个传统。
　　有一位大臣向李纯指出，河北三镇山水相连、同气连声，反对成德节度使世袭，势必引起两外两大藩镇的不安。朝廷没有把握伏虎降龙，同时对抗河北三镇。相比之下，同为割据势力的淮西（今安徽、湖北两省在长江以北的部分地区、河南东南）远在黄河以南，形单影只，比较容易对付。自李泌在陕州打败四千叛卒后，朝廷对淮西就一直束手无策，听任吴少诚割据一方。可是，这个跋扈的军阀近几年老病寻侵，去日无多了。要削平藩镇，不如先淮西、后河北成德，从易到难，有步骤地推进中兴大业。

　　可是，李纯听不进去。在西川、夏绥和浙西连胜三场，使他信心满满，想在虎踞龙蟠的大河之北证明自己。结局却是让人沮丧的：九个月时间、二十余万诸道兵马，再加上七百余万缗（音mín，一串铜钱，法定一千文，通常不足）军费，终究没有换回一场胜利。不仅如此，他还失去了一次收回淮西的最佳时机。就在河北“龙虎相啖（音dàn，吃）食”的紧要关头，吴少诚死了。李纯无力两线开战，只好违心地同意更加骄横的吴少阳接掌淮西。

　　栏长嘘，长安天子是不是会怅然回想起平刘闢、擒李锜时的潇洒自如？万里云山之外，有个人让他格外想念。就在吴少阳得到节度使头衔后没几天，李吉甫被召回长安，第二次拜相。接替他出镇淮南的是李鄘。
　　平息徐州之乱后，李鄘名声大振。元和初年的长安盗贼猖獗，李纯立刻想到了他。就任京兆尹后，李鄘雷厉风行、擒奸禁暴，对骚扰民间的盗贼痛下杀手。后来的几年中，他又先后镇守过陇右（今甘肃省，庆阳市除外）和河东，现在来到淮南。
　　我们曾说过，此时，赵郡李氏自晋朝李楷之后，一分为三。他膝下的五个儿子传下了西祖房、东祖房和南祖房。今天，好一派桃李暄妍的春意闹在枝头，赵郡李氏花开三枝，各出了一位宰相。
　　李吉甫是西祖房的骄傲，而南祖房的宰相就是胡芦生和新罗僧口中的“纱笼中人”李藩。昏聩一生的唐德宗到底说了一句清醒的话，“此岂作恶事人耶！”。李藩才没有因小人诬陷而丧命，还被留在了长安。
　　当时，长安最有权势的大臣是王绍。八年中，唐德宗对他几乎是言听计从。王绍不算奸臣，可惜权柄太重，身边总是围绕着一群趋炎附势的小人。他的府邸终日“锦筝银甲响鹍弦，勾引春声上绮筵”，金樽不空，笑声不断。李藩的大名，王绍早有耳闻。几次邀筵，都被李藩婉言谢绝了。尽管年过半百，他澹泊如故，无意攀附那些炙手可热的权贵。有一次，王绍身边的郎官们硬是将他带到筵席上。可李藩看不惯这群人的轻薄浮华，也不喜欢他们的讹语俳（音pái，滑稽）戏，去了一次就绝迹这种笑筵歌席。后来，有人问起，他淡淡地说：我与他们不知道要说什么。

　　裴垍就很欣赏李藩，说他有宰相之器。要知道，他人到中年还是潦倒洛阳城的一介布衣，最后却扶摇直上，成为金璋紫绶的宰相。这就是为什么野史中流传着“纱笼中人”的传说，仿佛富贵不嫌迟，都是命中注定的。可李藩用自己的表现，证明了他能当上宰相，绝非偶然。
　　那时候，以贪婪闻名的河东节度使王锷拿数千万钱贿赂权贵，想捞一个宰相头衔。不久，一道密旨从宫中递送到中书省，上面写着：“王锷可兼宰相，宜即拟（一道文书）来。”当日，在省中值班的是李藩和另一位大臣权德舆。李藩毫不犹豫地提起笔，把“可兼宰相”四个字样涂掉，另添上“不可”二字。忠厚的权德舆大惊失色，说：就算反对王锷兼宰相，最好另上奏章，怎么拿起笔就把诏书给涂了！

　　李藩从容地说：事情紧迫，而现在已是日暮时分，没有时间另行上奏了。过了今日，（不该我值班）就无法阻止王锷拜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