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05-07 18:45:44

　　土木堡之变的后果：失衡的明朝
　　明朝的制度在土木堡之变后就走到偏道上了。明朝本来是皇权，勋贵武将，文官三者制衡。土木堡之后就文官势力开始大扩张，明后期的政治格局基本上变成皇权和文官两者对立了。皇帝为平衡权利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加强自己的力量，也就是直接派太监和文官争权。正德天启都是如此，正德还可以拉拢武将。二是挑动文官内斗，掀起党争而从中平衡。嘉靖万历都是如此，不过嘉靖有铁杆皇党严嵩，所以不用激化党争到万历末期那种程度。

　　明代政治权利平衡被打破，文官彻底从根本上打断武将的脊梁，制定标志性的巡抚领兵的“祖制”的就是于谦此人。另外，您如果认真研究一下土木堡事变的话，会发现整个事件都很是可疑（比如从北京还没有走到大同，明军就开始缺粮。正史给出缺水的失败理由也站不住脚，要知道明代中叶山西内蒙地区地下水位很高的。几十万明军散开扎营的话至少有一个县大小，挖不到水的可能几乎没有），而土木堡事变最大的得利者呢？

　　首先是文官集团：彻底从根本上消灭大量传承几十年的勋贵武将，并借此完全窃取国家的军政大权。
　　其次时北京留守的文官集团:大量随行文官因兵败被杀（明代最重的户，吏，兵三步尚书都阵亡于此），腾出的位置迅速被留守文官填满（于谦就是从兵部侍郎升兵部尚书的）。并以拥立新帝而稳住位置。最后以北京保卫战来取得舆论制高点。关于防守北京的难度，我觉得当时明朝没有像崇祯末年那样经济政治崩溃，主力军队被消灭。外有天下勤王军队，内靠北京坚城（从徐达修筑北京城后，北京实际上就没有被任直接攻陷过，李闯是靠有人开门，满清时靠李闯主动放弃，八国联军则靠满清皇室官员主动“西狩”）。我觉得防守北京几乎没有任何难度。更不要说当时蒙古人不过是送回明英宗，与名称通贡议和，最多志在劫掠，根本就不会也没能力强攻坚城。

　　关于文武失衡，任何安定而没有对外战争的王朝，武将的势力都会逐步减弱。明代的武将勋贵靠的是几代人数十年的积累，战争是立下各种功勋才形成的。文官士大夫则通过科举，在任何时期一代人的努力就可能发迹。所以说，在明代一统天下的时候，作为皇帝就应该适当的保护武将的势力。这样才能在和平年代实现文物平衡。最后明朝的问题不是重武轻文，而是“文视武为彘狗，武视文为寇仇”。明代最后的问题不是武将犯禁，而是文官乱法。所以成祖打击文官的做法实际上并没有错。再说我觉得成祖也谈不上偏向。武人职责是打仗，文人职责是治理地方。文人贪腐会被杀头。武人打败仗同样也会被追究。邱福身为国公，打败仗自己战死不说，家里也被抄家。家人发配海南岛。那您文官职责上出了错，被杀头就是冤枉？至于说啥“世家功勋可以无考核的世代出入军门”更是很正常的事情。武将的功勋和世袭是当时军队系统的晋升制度。人家勋贵武将都是从小校甚至军户起家一刀刀砍出的荣华富贵。您文人看着眼馋，送自己儿子投军不久行了？想直接取得武将那样世袭的官职？凭什么呀？您世袭谁的官职呀？

　　其实朱元璋父子对文官的猜忌，主要是源自南宋末年文官的糟糕表现。不是说南宋武将表现就很好，而是在文人占据道德制高点的社会中，南宋文官的表现更加让人反感（当然也有文天祥这种英雄，但总体上文官在民族大义上总体表现甚至还不如各地勤王山贼）。
　　明代文官夺取政权实际上是一个很长期而有计划的过程。首先利用成祖死后争位的事情打击武将势力，使二者重新站在一个起跑线上。之后是利用土木堡事变，通过从肉体上消灭大量勋贵，借机确立“巡抚领兵”的伪祖制来打断武人的脊梁，使得武人失去地位只能靠依附他人存在。再后通过正德死后清算江斌来彻底封死武将依附皇帝的可能，从而使武将只能依附文官。
　　也就是从这一天起，明朝的军事就一蹶不振，中间戚继光靠依附于张居正并自练军队而短暂复兴后，直到明朝灭亡也没有啥出色的表现（朝鲜之战也是靠得类似戚家军这种私军的辽东铁骑）。
　　至于说于谦，明军撤退至土木堡的原因是缺粮，北京到大同这点路程居然会缺粮，明军的后勤是咋整的？以兵部侍郎身份留守的于谦到底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如果土木堡真的是源于明朝内部的政治内斗（事实上历史中这种大败无一不是失败者有内部问题，比如肥水之战），那从他的受益方来看，其规模必然是空前强大的，皇帝被俘，大臣被杀，腾出大量的位置有无数人由此晋升。满朝的文官欺骗一个身居内宫的女人找个失败的理由（比如那个所谓的缺水）有多难？至于武将，这时候办丧事都来不及。

　　即使没有于谦，当时的文官集团还有赵谦，钱谦，孙谦。历史上从未被攻克的大城，数不清的军备，群起的天下的勤王之师。靠这些要是被志在劫掠的从来就不攻城的蒙古人攻破北京，那才是猪油蒙了心呢。如果于谦守住北京就算能臣，那单骑克镇江，开辟东江战场的毛文龙算啥？军神？
　　至于志士，他的志向“以文统武”是明王朝崩溃的最大的罪魁。朝政中文官失去制衡不说，就说军事。文官免不了要在内外军政上分派别。与利益面相对狭窄的武将不同，任何一个统兵文官都有无数人在其身后拉后腿。将党争带入到军事行动中，唯一的结果就是失败。所以说于谦“巡抚领兵”的政策正式明朝失去进取精神直至灭亡最根本的原因。这种人也称得上“志士”？
　　明代文人写的东西给人感觉经常是睁着眼睛胡说八道。比如所谓嘉靖和泰昌吃的丹药“红丸”系少女经血炼制。其实稍微对道家炼丹术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首先经血这种污物与道家炼丹的理论事格格不入。其次，关于红色的丹药，道家有一种叫做大还丹的丹药估计就是这东西。大还丹实际上是一种汞化物。汞氧化会出现红色，大还丹同样会出现丹药由灰白转为红色的变化。古人认为这代表其能“活死人，肉白骨”。加上中国自魏晋就有开始炼制五石散的经验。所以大还丹很可能象五石散那样由很强的兴奋作用。所以被认为是起死回生的丹药。可见，这玩意可能有毒，但至少绝不是啥“少女经血”练成的。

　　另外还有所谓以文统武的“祖制”，我相信这么说的明代文人本朝历史应该还是会了解的。太祖朝的常遇春，蓝玉，沐英算哪门子文官？成祖朝的朱勇张辅又是哪门子文官？英宗正统朝于谦趁大量勋贵武将死于土木堡时立下的“巡抚领兵”制度啥时候成了所谓祖制？
　　文官不能打仗实际上与文官的个人武力和军事素质无关。文官领兵的弊病是把朝廷中无处不在的党争带入到军事行动中来，这会对军事行动带来毁灭性的损害。比如A党某人受圣旨带兵讨伐蛮夷，一旦成功，A党在朝中的权势必然大涨，所以B党必然不会希望A党成功。如果蛮夷势力比较大，或者军事形式很不乐观，那B党还会有所收敛，毕竟亡国对大家都没好处。但是如果蛮夷在实力上完全不能与朝廷相比，那B党则可能敢用一切手段导致A党人失败，这样不但会化解A党的攻势，而且会严重打击A党在朝中的势力。

　　从权术上考虑，皇帝不可能让清一色的A党人负责战事，所以扯后腿实际上没有什么难度。所以说，哪怕A党选的守将军略超过韩信，武功羞煞吕布，也一定是失败的下场。即使您可以在自己的后勤因为“天灾”供给不上，自己报给朝廷的作战计划因为“敌人的细作”摆在敌人案头，手下官员对您的命令阳奉阴违的情况下仍能取胜，但朝中数不清的弹劾也会让您去职。毕竟只要做事就会有得失，不可能十全十美。晚清北清流斗不过南清流，就是因为北清流是多说话少办事，而南清流是只说话不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