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汉武帝自崇高出发，历浚仪（开封），定陶，蛇丘（宁阳东北），博县（泰安），抵泰山南麓。因泰山“草木叶未生”，就是说，封禅时机欠佳，司马迁遂随武帝东巡海上，至东莱郡（郡治掖县），登莱山。
　　读历史，我们时常有这样的感受：位至极峰，人世的权力已然无可复加，当此之时，皇帝老儿往往会遁入虚幻，梦想百尺竿头，能够到达九天之上。
　　无法例外的人就包括汉武帝。
　　于是，“令言海中神仙者数千人（入海）求蓬莱仙人”。这事秦始皇不止干过一次，可以想见，汉武帝无论虔诚到天高地厚，还是世界末日，其结果不会比始皇帝好到哪里去。

　　同年四月，有点失望的汉武帝回銮，经齐国故都——临淄（淄博市），历城（济南），返回泰山下的奉高县（泰安市东）。是时草木概已茂盛，封禅泰山之礼终于得以举行，继而至梁父县（新汶市西），礼祭梁父山。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大笔一挥，于是恩泽霈然：“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历城、梁父，毋出今年租税”，“其令诸侯各治邸泰山下”。
　　风光与喧嚣过后，汉武帝“行自泰山，复东巡海上”。约经历城、临淄、甾川国（昌乐）、营陵（安丘），抵琅邪（诸城），登始皇帝遗迹——琅邪台。
　　只不知，始皇帝从它处抽调来兴旺琅邪台的三万户人家，百年过去，而今无恙否？
　　从泰山至琅邪，司马迁目睹齐地“膏壤二千里”，着实富足。而“其民阔达多匿知（聪明而内敛）”，盖一方水土养出来的天性也。这与后天之邹鲁风教，又大有不同。

　　环境是能够实在地影响人的，包括自然的和人文的。这或许就是司马迁热衷于考察风土人情的收获之一。当然，此后居朝为官，在经历了李陵事件之后，司马迁还发现，另有一样东西亦能深刻的影响人性，而且较之前两者似乎更甚，那就是欲望之极的权力。
　　再次来到海边，汉武帝地狱般的“烈焰”再次燃起。随从欣赏并惊叹于潮涨潮落，而他的眼神仿佛就是始皇帝附体。因为此后的行程，大体是始皇帝曾经走过的路线：沿山东半岛之渤海湾北行，到达今河北昌黎附近的碣石山。
　　当“冀遇蓬莱”之愿望最终破灭时，车驾方自碣石北巡。
　　这个时候，回到地面的汉武帝，盖出于国防安全的考虑，遂巡视北方防务。
　　记得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有过一次北巡，自碣石北上，经右北平（河北蓟县）、渔阳（河北密云）、上谷（河北怀来）、代郡（河北蔚县）、雁门（山西右玉）、云中（内蒙托克托县）诸郡，最后从上郡（陕西榆林），返回咸阳。

　　汉武帝此番行程，大体与之相似，只不过最后的行脚不在上郡，而是抵达五原郡治地——九原，再向南通过“直道”，回到甘泉宫。
　　这一路上，司马迁亲见并震惊于北方匈奴的强悍，而朝廷数度用兵，客观地讲，确实实现了威加漠北之目的。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也不少：于内，国力空耗，于边陲，则将军白发征夫泪，战事好象永远没有到头的时候。这或许就是后来司马迁同情李陵的初衷。
　　从壮观的直道回返，司马迁还反思了用事边陲的名将——蒙恬的功过。
　　蒙恬事边十几年，大规模修筑长成亭障，乃至“堑山堙谷”，通“直道”。
　　所谓直道，北起九原，南达云阳。秦始皇的本意是北方一旦有警，帝国军队即可通过这条“高速公路”直达前线，以解除匈奴南下之威胁，拱卫京师安全。
　　不过，司马迁从另一个层面重新审视了这件事情，他认为，蒙恬大规模征用民力，筑长城修直道，未免太过滥用民力——固轻百姓力矣。由此得出惊人的结论：此其兄弟遇诛（蒙恬、蒙毅相继死于沙丘之变），不亦宜乎。

　　这很可能是司马迁通过殷鉴不远的历史往事，在隐晦地暗示他心中的不安：汉廷因过度用兵匈奴，国内政局出现不妙的征兆。
　　总之是，此一行，司马迁的眼光没有只停留在河山之表。在述作《史记》之前，关于批判的气质，其实早已年深月久于他的眉间胸次。
　　日期：2012-04-24　09:05:13
　　七
　　元封二年（前109）春，方士公孙卿声称在东莱山遇见仙人，而仙人则声称要见天子。于是缑氏百姓有幸再度见到神采飞扬的大汉皇帝，之后登太室山，再之后就是满怀希望地直奔东莱境内的莱山。

　　司马迁后来记载说：“留之宿日，毋所见”，这就是汉武帝一头冲向虚幻的结果。所谓仙人，大约只存在于公孙卿的舌尖话头。
　　由于此行太过慌张，以至没有一个正当而体面的理由来掩饰，皇帝所以突然离京之举，欲见仙人到底上不了台面。汉武帝便假装要去万里沙神祠祈祷，至于要祈祷什么神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借口。此即司马迁所说的“有事于万里沙”。万里沙在东莱曲城，即今山东掖县东北。
　　到底是汉武帝，他转眼又发现，尚有一个可以力挽面子的去处，使此行变得主动、生动而活泼。
　　元光三年（前132）夏，位于东郡郡治——濮阳北面的黄河，溃堤决口，据说广百步、深五丈，这就是《史记》中提到的“瓠子”。黄河由此东南流注于钜野泽，通于淮泗。至元封二年，汉武帝“发卒万人”堵塞决口，二十多年来，水患之处，农业欠收，梁楚之地尤甚。
　　汉武帝觉得有必要亲临决河，于是就到了那里。

　　司马迁亲见堵塞决口的工作那是相当艰难的，而不仅仅是辛苦。由于决口水流湍急，填充物瞬间即被冲走。情急之下，才智得以发掘：先在决口处插大竹，接着顺流放下捆成长束的“草龙”，卡在竹子前面；然后填土、塞石，终于使决口合拢。
　　司马迁也参加了这次艰苦的“会战”，因为汉武帝命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置决河”。
　　为纪念此次会战的胜利，瓠子口原址上，出现了一个雄伟的建筑物，它就是宣房宫。事实上，此事还真有歌功颂德之必要，因为自此之后，“粱楚之地复宁，无水灾”。
　　决口复合之前，司马迁目睹洪泛区百姓生活之不易。联想到此前在庐山，“观禹疏九江”之故迹，于成都，都江堰水利的沃野千里，深感“水之为利害”着实干系重大，这就是《史记·河渠书》的寄寓。
　　当然，这是后来的事了。
　　汉武帝在瓠子逗留了一段时间后，凯旋似地回到长安。
　　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父职为太史令，时年三十八岁，开始着手搜集史料，为心中的《史记》作准备。
　　次年，太史令司马迁随汉武帝北巡，北出萧关，自代郡（河北蔚县）而还。
　　司马迁的最后一次远行时在元封五年（前106）冬，汉武帝出武关道南巡，至南郡江陵，遥祭九疑山。继抵庐江郡潜县（安徽霍山县），登祀天柱山。接着南至寻阳（湖北广济），乘船浮江而下，“舳舻千里”，过彭蠡泽，出枞阳（在安徽）。沿途祭礼名山大川，并有射杀江中扬子鳄之事实。
　　而后辗转至琅邪，傍海行抵成山角。西返途中，过黄县莱山、掖县，于奉高县再次封禅泰山之后，回到长安。
　　太初元年（前104），彻底结束所有远征的司马迁，却一头扎进另一次更为漫长的心灵之旅：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著作——《史记》，即开笔于是年。
　　其间因李陵之事，司马迁惨遭腐刑，并接受了一个只有宦者才能担任的带有羞辱性的职务——中书令。然而他始终依赖其内心的强大，在历经漫长的十四年之后，终于于征和二年（前91），基本完成了《史记》全书。

　　他松了一口气吗？
　　我想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