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05-26　15:24:53

　　司马光曾在《资治通鉴》里用一个譬喻来诠释牛僧孺的观点：如果邻居家的牛丢了，跑到自己家里。有人劝哥哥把牛还给邻居，留下牛是不符合道义的，还会被人告发。也有人劝弟弟留下那头牛，因为邻居从前偷过我们的羊，对他还拘泥什么仁义！再说，牛可是大牲畜，卖了可以让家里多一笔意外之财。按司马光的观点，君子当然要拾“牛”不昧了。李德裕所考虑的是国家的“利”，而牛僧孺所考虑的则是国家的“义”。平民百姓对见利忘义的行为都引以为耻，何况天子。南宋的大学者洪迈就非常赞赏司马光的见解：“司马温公断之以义利，两人曲直始分”。

　　可是，司马光和洪迈忘了吐蕃这个邻居偷走的不是一尾羊，是青海、陇右（今甘肃省，庆阳市除外），还有广袤的西域（今新疆和中亚一部分），是我家的一半田园和牛羊。就算不提这些，他们也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前提：这头牛本就不是邻居家的！
　　在姜维城遗址上设立维州前，那里是一片蛮荒之地，只零星散落着一些半开化的羌人部落。直到习惯定居生活的唐朝子民在这里修路筑城，开荒种地，维州才渐渐开化。同样打一个比方，是唐朝把野牛从山林里带回家，驯化为耕牛的。没想到，邻居吐蕃用卑鄙手段霸占了这头牛。真正的牛主人曾多次找上门去，可邻居蛮不讲理，就是不肯物归原主。现在，牛自己跑回了旧日的圈栏，难道主人还要把它送回去？无怪乎，南宋学者胡寅会说“司马公之言过矣。”

　　延英殿里，牛僧孺侃侃而谈，说起来无非唐朝归还维州，是遵守所谓“信义”。至于李德裕在悉怛谋面前指天发誓所承担的诚信义务，他就顾不上了。《牛僧孺年谱》的作者替牛僧儒辩解道：“李德裕所强调之‘信’乃是他与悉怛谋个人之间的誓约，而牛僧孺所强调的誓约乃是当时唐与吐蕃两国政府间的盟誓。”换句话说，李德裕强调的是“小信”，牛僧孺强调的是“大信”。“守大信而背小信”是无可厚非的。

　　这也是个很可疑的观点。
　　就说这小小维州城，吐蕃借女人的子宫设下木马计，这里有没有信义的问题呢？有人狡辩说，当时吐蕃和唐朝没有盟约，“兵者，诡道也”，用用计策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那么，让我们回顾一下唐蕃的八次会盟、四次堪界，哪一次不是吐蕃背信弃义，把盟书当作一卷废纸？就在李德裕出生那年，吐蕃借口会盟，伏兵劫持大唐使节，制造震惊天下的“平凉劫盟”。牛僧孺大谈长庆会盟的约定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他好象忘记了，就在前一年吐蕃还在围攻鲁州（蓬鲁州，今四川省理县南）。此时，吐蕃和唐朝可是有盟约的，问题是人家根本没把长庆会盟当回事。

　　更可笑的是，现代竟然有人说：“唐此时如纳降悉怛，正去吐蕃修好的使者刘元鼎必有生死之虞。这种故意陷害刘元鼎的做法，必使唐的官员寒心，唐中央政权将可能瓦解。这些是身为宰相的牛僧孺也要考虑的。”这是一个连牛僧孺自己都没有想到的理由。长庆会盟时，刘元鼎是唐朝的正使，不过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难道他还没有从吐蕃回来？
　　带着满腹狐疑，我翻开了《资治通鉴》。长庆二年条赫然写着“八月，辛酉，大理卿刘元鼎自吐蕃还。”
　　哑然失笑之余，我倒是在同一页看到吐蕃出兵进犯灵武和盐州的记载，时间是刘元鼎回长安前两个月。换句话说，十年前，会盟使者还没有来得及回长安交差，那纸盟书就已经被吐蕃撕毁了。与这样的虎狼如何谈信义？
　　胡寅说牛僧孺是“以小信妨大计”，李德裕是“以大义谋国事”，真是一点没说错。其实，牛僧孺那一番话中最为人诟病的，还不在信义之辩、义利之争。毕竟，维州事件的是是非非，过去一千年也没有定论。不仅当时李德裕、牛僧孺二人观点对立，卷入争论的司马光、胡寅、洪迈、王夫之哪一个不是名动天下的大儒？大家见仁见智，看法都不尽相同。牛僧孺发一家之言，也不算什么。
　　关键在于动机，在于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