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05-19　09:07:48

　　（八）自觉多愁多病，行役心情厌
　　清朝嘉庆年间出版的《余杭县志》将柳永列入名宦录，称其在仁宗景祐年间担任余杭令时，“长于词赋，为人风雅不羁，而抚民清静，安于无事，百姓爱之”，在公务之余喜欢啸咏诗词，有潘怀县风。
　　从汴京到苏州，扬州，杭州，潇湘，成都，关中，柳永的足迹，踏遍荆楚吴越，行至大江南北，这样的行走，与其说是一个官员的迁徙轨迹，不如说是长达数十年的文学采风，走走停停，柳永再也走不动了，他已厌倦羁旅漂泊、居无定所的生活。
　　这时候，他对于浮名已真正地不感兴趣，“利名牵役”的痛苦缠绕着他，尽管仍旧是好天好景，他却“自觉多愁多病，行役心情厌”，又同样是元宵三五佳节，他却发出了“游人尽，厌欢聚”，“歌筵罢，且归去”的慵困情绪。
　　当初的美少年，已成一衰翁。
　　衰老来临了，柳永的文学之光也逐渐消退，他在回忆里追忆着少年往事。在诸多的词作中，柳永已经没有了万丈雄心，他一次次地怀想追忆着当年的情感生活，那些昔日风姿卓绝、技压群芳的京都艺妓们，诸如能歌善舞的心娘，最堪中意的虫娘，还有佳娘，酥娘，英英，她们都在哪里呢？
　　对于柳永来说，惟有回忆当年与佳人独对的欢乐时光，或可排遣这晚岁流落的寂寞与孤独？

　　也许我们的猜测都是不恰当的，甚至是不礼貌的。也许，柳永只想回到京都，回到温暖的家中，充当一个慈祥的父亲，或者是和蔼可亲的祖父。
　　作为一个下级官吏，柳永为了改官，调整到一个更为合适的位置，甚至找到了能词擅文的当代大儒——宰相晏殊。吏部没有按期改官，柳永愤愤不平，无奈之下，他只得硬着头皮，闯入相府，希望能当面讨个说法。毕竟，他与晏大人有着共同的嗜好，同为词人，说不定争取一点同情？
　　落坐之后，寒暄数句，晏殊果然开口问道，贤俊作曲子么？同样词名满天下的晏殊，不可能不知道柳永的词名，如此发问，只是想尽快切入正题。柳永的回答是，下官当然作曲子，好比相公也作曲子。
　　柳永这句话，显然有毛病，第一，他将自己与晏殊摆在平起平坐的位置，并无谦卑客套之语，甚至有点狂傲不羁。其二，他不知道，此时的晏殊身在官场，左右皆人，而柳永官微言轻，在俗吏们的眼中，仍然是一个浪子词人的形象。
　　柳永的回答，显然让晏殊很不舒服。以晏殊位极人臣兼文学领袖的身份，加之，对于柳永部分词章语涉不雅的流言影响，他显然不能接受无论是一个下级官员还是一个通俗文学词人的这番言语。他满脸怒色，拂袖而起，我虽作曲子，但断断没有写过诸如“彩线慵拈伴伊坐”这样的俗句！
　　雅俗难以同流。这其中，发生了所谓雅与俗的争辩，学院派与草派根的对立，主流文学与非主流文学的碰撞。

　　晏大人很生气，名闻天下的晏殊，写过“无可奈何花落去”，也写过“晚来妆面胜荷花”那样的词句，但大都笔调闲婉，理致深蕴，他喜欢范仲淹，称颂欧阳修，提擢过众多才子，是个以举贤爱才著称的好宰相，但他却无法接受柳永这样随处留情、不知节制收敛的俗词艳曲。
　　柳永轻轻一笑，退出了。他知道，富贵优游的晏相是无法理解市井俗人的情感的，再争辩下去，不会有更好的结果。他明智地选择退出，默默退出，再无一言。他虽然是个俗人，但俗人也有俗人的风骨。
　　终其一生，柳永官至屯田员外郎，最后，客死镇江。
日期：2011-05-22　20:37:59

　　（九）扬之则九天，抑之则九渊
　　柳永以词家名世，然由于官职低微，宋史中并没有给予他一席之地。

　　从零乱的野史笔记中，许多充满故事化、条目化的轶事，大多与他所作的精彩词章发生关联。倘或没有作词这样的特长，柳永必然如一粒尘埃，消融于浩瀚无边的岁月长河之中。柳永的传奇，缘于他那以青楼歌妓为主题的艳词创作，以及梦幻般的情感人生经历。
　　奉旨填词的故事，是柳永众多轶事中最为传神的一则。
　　汲汲于仕途的书生柳永，在落榜之余，痛饮狂歌，含愤抱笔，写下《鹤冲天》。歌词写得太好，于是乎曲入管弦，以秦楼楚馆为发散点，迅速在坊间流行。青楼为寻欢找乐之地，多有显贵要人出没，柳永以一词闻名，却也因此而引起了种种非议，说“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倒还罢了，但说到“明代暂遗贤”，语涉皇家科举制度，引起了少数朝廷高官的注意，为他后来的仕途发展埋下了灾难的种子。

　　当柳永酒醉醒来，回转考场，有一次，尽管通过了考试，待到临轩发榜之际，年轻的宋仁宗听到大臣们关于柳永的议论，朱笔轻轻一勾，将他剔落在外。并且，还不无调侃在旁边加批了一句，“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一篇锦绣美文，为柳永赢得了流芳百世，但也断送了这位大宋才子的锦绣前程。
　　然而，关于仁宗对于柳永的态度，各种记载仍然自相矛盾。
　　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天下咏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从歌之再三。
　　——陈师道《后山诗话》
　　仁宗留意儒雅，务本向道，深斥浮艳虚华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
　　——吴曾《能改斋漫录》
　　仁宗对于柳永词的喜爱与讨厌，在这两个故事版本中，形同水火，毁誉不同，大有“扬之则九天，抑之则九渊”的意思。

　　关于仁宗对于柳永的态度，还有两个与仁宗有关的例子，也是自相矛盾，一则是柳永死后，其侄子在墓志铭中称他“既至阙下，召见仁庙，宠进于庭，授西京灵台令，为太常博士”，被仁宗亲切召见，并予封赏。一则是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中所载，柳永曾有机会被推荐为仁宗创作《醉蓬莱》，但仁宗对词中有“宸游凤辇何处”一句，竟然与刚刚去世的真宗的挽词暗合，很不高兴，读到“太液波翻”一句时终于勃然大怒，掷之于地，柳永也自此永不复进。

　　不难看出，又是观点相左。四处记载，两种意见，到底仁宗对这位词家印象如何，只能胡猜乱测一番了，读史读到茫然处，真正令人不知所择，无从取舍。
　　而关于柳永对待仁宗的态度。也多有杂说。有的说才华横益的柳永在多试不第之后，仍不忘科举，于景祐元年（1034）将原来的柳三变改名，方才及第登科（也有一说是在入官后改名为永，方得磨勘转官）。有的说，柳永在皇帝朱批之后，更加失意，日与狷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放荡不羁，无复检约，干脆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
　　然而，在他的《乐章集》中，赫然存有为仁宗祝寿的《送征衣》《永遇乐》等献词，多有盛赞政通人和，恭祝君王寿比南山，祈愿江山基业遥长的内容。这其中包藏着太多的疑问，褒贬不一，是非难断，令人无所适从。
　　无怪乎胡适先生说过，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又何尝不是呢？柳永的遭遇，足可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