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05-04　20:07:03

　　（七）看似寻常最奇崛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历史的真相告诉我们，王安石的变法，注定了是一次孤独的、冒险的、艰难的旅程。
　　早在神宗物色宰相人选，首倡任用王安石进行变革时，征求执政大臣、数朝元老们的意见，其时宰相韩琦执意离朝，神宗问，谁可继任，王安石可否？这位王安石的昔日上司回答得干脆果断，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执政唐介也说，王安石好学泥古，议论迂阔，若使为政，恐多变更。
　　王安石在一片质疑声中，登上了执政的舞台。奇怪的是，当初在仁宗朝立志变革的大臣如韩琦、富弼等一帮老臣，现在对于新朝变法图强的改革举措，都作出了退避躲闪的态度。神宗曾寄希望于富弼，然而这位老臣却在进见之时，抛出一句，“愿陛下二十年口不言兵”。这些当年的热血朝臣，而今都大权在握，对于变法，心怀畏难情绪，因此徐徐求退，袖手作壁上观，并且，利用他们的广泛影响，不自觉地阻止新法的实施。

　　因此，变法从一开始便不得安宁。变法的始末，也是王安石与同僚们思想交锋、言语争辩的过程。熙宁二年，变法尚处于探讨阶段，王安石正倍受皇室信任，御史吕诲便因事上书，列数王安石好名欲进、要君取名、用情罔公、挟情坏法、背公死党、专威害政等十大罪状，写得骇人听闻。吕诲，曾三居言职，每次弹劾不顾大臣体面，英宗时曾因“濮议”之事，狠参韩琦、欧阳修等朝廷要员，要求坚决将宰相黜居外藩，并且以居家待罪为名，不肯上班，非得要对他们有个说法。与之同时，另有大臣傅尧俞、司马光等人随之附和，三奏四报，也都居家不肯上班，实行集体软抵抗。

　　宋王朝初期，发达的谏官制度一度促进了勤廉公正的好风气，但发展到后来，成了说不清的政治攻击，说不清的人身依附，说不清的忠奸对垒。吕诲针对王安石的弹劾，并未得到支持，并且被贬。为此，宋神宗甚至得罪了韩琦。
　　青苗法的实施，更是将王安石推到了风口浪尖。翻开《宋史》，几乎都是对王安石变法的挞伐与声讨。抵制该法的官员纷纷责难，大小官员频频上书，国家贷款于民，课以重息，显然不合时宜，有些州郡官员百般刁难，甚至下令不得施行，绕弯子，使得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但法令既频，开弓没有回头箭，王安石坚持为国理财，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且在制定法令时已充分考虑到运作的实际效果，并且不断完善，在他以为，官员们奉旨不遵，阻挠新法的行径，必须得到严肃处理。对于反对派的攻击，王安石认为“意不在于法”，面对群起而攻之的反变法群体，他被激怒了，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辨驳，在一封书信中指出：“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而之所以取息，是因为考虑到官吏之俸、载运费用、鼠雀之耗等额外支出，最终目的还是“待其（百姓）饥不足而直与之”，用心良苦，反受误解，王安石觉得除了辩论不足以推行新法，还要予以猛烈的回应。

　　结果是，反对变革的元老大臣，或者自请离京出外，或者外贬州郡。
　　司马光，与王安石同期为翰林学士，这个曾经有六岁砸缸救人事迹的名门之后，向来以直谏闻名，深孚众望，也一度有过关于对王安石“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的评价。但自从王安石入朝，两人议事每不合，对于新法，更是抱有争议。青苗法实施不久，司马光便写信一封，指责王安石变法，有“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谤”等不足。
　　朋友可以不做，但道义不可丢弃，对于司马光这样有天下道德楷模之誉的社会名流，王安石挥毫写下了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对士大夫不恤国事、因循守旧的做法予以一一反驳。司马光是一个有韧性的人，只要认定反对某事，可谓不遗余力，他在当主考官时，甚至将王安石的言论总结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打算以此作为策论的试题让参试者进行诘难批判。后来由于神宗的阻止，方才换成别的试题。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分岐渐大，渐致水火不容。司马光的利用天下舆论阻碍新法的打算，被神宗看透，因此，终神宗一朝，司马光除了得到文学上的褒奖，并未得到重用，后期闲居洛阳，潜心著述《资治通鉴》，与以富弼为首的一帮离退休老同志，娱风弄月，静观时变。

　　在变法的艰难旅途中，神宗始终与王安石站在一起，君臣同心，不离不弃，一再提擢，共克时艰。然而王安石深知，朝廷变法，老百姓一天天富裕，国家财力一日日强大，自己却一时一刻也呆不下去了，他已将满朝上下得罪个干干净净，宛若一个“多余人”。阻碍新法的言论与事件，朝夕不停，变本加厉，一个比一个离奇：或以元老请命，加以要挟；或借天灾频袭，加以责难；或用亲贵关系，加以疏远；或以贤人被贬，加以罪名；或者撺掇平民，冲击相府。甚至到后来，就连宋神宗的祖母，曹太后也出面，哭哭啼啼，诉说王安石的不是。

　　王安石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也有视富贵如浮云的傲气，曾经数度辞相，然而神宗眷顾不已，屡屡以大业未成相留，才有他数年间的殚精竭虑，负重相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