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12-10　12:26:51

　　（二）再次人心尽失
　　清政府的皇族内阁成立后颁布的第一条施政策略就是实行“铁路国有”政策，而铁路国有政策直接导致了保路运动，保路运动的发生又使清政府进一步人心尽失，并为武昌起义的爆发创造了条件。
　　在洋务运动这一章节我们曾经说过不少国人由于愚昧对铁路持抵制态度，但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意识到铁路对经济的发展与民族的振兴的重要性，于是“赶造铁路为治内御外之良策”渐成当时社会的普遍共识。
　　刚开始兴修铁路时清政府采用“合股官办”的形式，即政府和民间共同集资兴修铁路，但由于当时双方都资金短缺兴修铁路的经费筹措不齐，于是清政府就转而向外国借债。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作为回报清政府要将兴修铁路的管理权、稽核权等权力让给外国公司，最为苛刻的是中方需将全国路产抵押给外国公司，如果中国到期不能还清本息，铁路所有权就归外国公司所有。
　　鉴于“合股官办”的种种弊端，自庚子之乱后清政府就开始着手收回路权交由国内商绅集资兴修，由于投资铁路既能给国内商绅带来利润不薄的收益，又能抵制列强对我们的侵略爱国赚钱两不误，国内商绅当然也乐意办理。
　　1903年时任四川总督锡良奏请铁路商办，结果出乎意料的是得到朝廷、商部、户部、外务部以及各省绅商的一致赞同，于是乎便在爱国主义的号召下“据外债，废成约，收路商办”基本上成为全国士绅的一致愿望。
　　然而商办铁路在实施的过程中却遇到很多意料之外的问题，首先是资金问题。根据1909年邮传部的统计川汉、西潼、洛潼、江西、安徽合计所需资金为7200万两，而实际到位资金仅为1300余万两。其中特别是川汉铁路集款只及全路所需的十分之一，时人估计按此速度可能要90—100年才能完成，然后在后路未修前路已坏的情况下，所需资金更是无底洞。
　　其次是商办铁路公司缺乏合格的技术与经营管理人才公司经营混乱，贪污严重、效率低下，就拿川汉铁路来说，铁路公司已成立数年集资1000余万元，结果却一寸铁路都没修，粤汉铁路稍微好一些，花了1000余万元修了40余里，照此速度下去两条铁路要想通车可能要到猴年马月了。

　　基于上面这些因素考虑清廷就着手收回路权了，当时新上任的邮传部上书盛宣怀强力推行铁路国有政策。清政府将收归国有后由于国库空虚也不是自己掏钱办，而是将路权抵押给外国人借款办理。
　　其实铁路不管是国有也好还是商办也罢都无可厚非，反正现在商办铁路有极大的难处一年半载修不起来，况且 “滇藏危逼川路不成，边防难办”，清政府收回路权尽快修成通车以巩固国防也不是一件坏事。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这已不仅仅是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个复杂的政治问题。
　　饱受列强侵略之苦的国人此前就因不愿路权落于外国人之手而收回路权，现在又要将铁路收归国有抵押给外国人肯定会激起以爱国主义为号召的国人反对。现在在某些人看来商办就是爱国，倘若借款国有就是卖国，当然这其中还夹杂着地方主义与立宪派对清政府实行中央集权措施的抵制，以及对地方利益的维护等诸多因素。
　　特别是四川省当初为了筹办川汉铁路几乎家家户户都筹过款，清政府不合理的置换政策对他们的实际利益影响最大，故而激起四川人民的极大反对，所以后来四川的保路运动进行最激烈（从这里可以看到，所谓的积极的革命热情也不是凭空来的）。

　　铁路国有政策的提出后本已激起不少民众的反对，而面对汹汹民情作为铁路国有政策推行者盛宣怀却决意采取强硬压制态度，并且还还威胁四川人民说“川省财产为列强作抵押”，如此一来激起了更大的民愤。实际上盛宣怀作为商人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作为政治人物还是多了一份商人的精明，少了一份政治家对时局的洞察。
　　四川在保路运动刚开始时时任川督王人文对四川人民的保路运动是持同情态度的。在四川省保路同志会成立大会上，他宣称：诸君热心爱国，吾何惜一官！誓与川人相始终！”，结果不幸的是王人文却被清廷指为办事不力而被革职拿问，但不幸中的万幸是王人文还没走到北京城辛亥革命就爆发了。这就是一个既想为民请命，又要忠于朝廷的地方大吏的落魄结局。
　　王人文走后继任四川总督赵尔丰是近代史上较为有名的人物，他对民众的态度开始时和前任总督王人文差不多。当赵尔丰来到四川时四川人民正在开展 “文明争路”行动，成都的绅民发起了罢课、罢市活动，并且还坚持“五条纪律”自我防止武力倾向。
　　为了迫使清廷让步，四川人民还请出了刚龙御归天不久的光绪帝，让光绪帝来看看自己的子民现在受苦受难的景象。他们在成都的各个街道和商业中心临时搭起大小不一的席棚供奉光绪帝的排位，前来拜跪的人络绎不绝，他们还将光绪帝的牌位高高举起进行游行，
　　在北京四川代表刘声元直接向清廷的最高统治者载沣请愿，但是两次前往都被 门卫拒之门外；于是他又在载沣上下朝的必经之路地安门外跪侯载沣拦舆请愿，但却被抓了起来后来无罪释放；此路不通他又向奕劻上书，结果被统领衙门遣送原籍。刘声元临行前在北京的四川人纷纷前来痛哭送行，场面颇为感人！老百姓已经做到这个份儿上了尚不见清廷的半点儿同情怜悯之心，可见当局之铁石心肠？

　　在四川的赵尔丰处境也很艰难，自己对四川人的保路运动是深表同情的，曾多次上奏清廷请求对此事进行和平解决，但清廷这边儿却丝毫不为所动，更严重的是主张严厉镇压的盛宣怀和端方两人已经合谋参奏他了，并且警告他小心形势发展为庚子拳乱。
　　赵尔丰既没有王人文那样洒脱可以弃官不做,又根本找不出别的途径平息川人的保路运动，于是就采取了强硬措施，就这样震惊全国的“成都血案”发生了。“成都血案”发生后全川都爆发武装暴动、形势严峻，清廷责怪赵尔丰迟迟不采取强硬措施以至于现在形势如此严峻，民众方面也由于他一手制造了“成都血案”对他形成“诛杀赵尔丰以平川民之冤”的形势。
　　从武昌起义后四川人民发表的声讨赵尔丰的檄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四川人民对他的憎恨：“凡被剿之家，恨不能寝其皮，食其肉，即未剿之家亦恨其不能立刻胶剜其心”，“有临阵斩取赵贼者，与千金”。
　　后来赵尔丰还是没能逃过被四川人民诛杀的命运。谁让你赵尔丰非要生在晚清呢，一个充满悲剧的时代总是会有这么多充满悲剧的人物！

　　清廷在保路运动中的顽固态度让人们已经对他没有任何的好感了，同情革命的人越来越多。面对四川人民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清廷派端方率湖北新兵前往镇压。就在他前往成都的路上，推翻清廷的辛亥革命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