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凋落郁金香——从明荷战争到解放台湾:1604—1662年台海纪事》
第53节

作者: 大汉唐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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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1-11-28 21:11:31

  第十四章 新的商业帝国(2)
  在1656年黄梧叛变后,向满清政府供出山五路:“郑氏有五大商,在京师、苏、杭、山东等处,经营财货,以济其用,当察出收拿。”
  由此可见郑成功的商业网络几乎遍及中国沿海,福建以北的浙江、江苏、山东一直到北京城,都有他的秘密据点。
  这些秘密据点不仅是商业网络的节点,也是郑成功军事情报的重要来源,有点类似于谍战片中的“地下交通站”。黄梧的告密令清廷大为震惊,当时苏州、杭州乃至山东都在清政府的辖区,而北京更是天下脚下,居然有郑成功的秘密商业网点与谍报网。
  尽管黄梧只知道个大概,并不晓得这些网点具体位置,但“山五路”仍然遭到空前的破坏。
  “山五路”遭到破坏也牵连到“海五路”,在《福建巡抚许世昌残题本》中,有这样的纪载:“成功山海两路,各设五大商,行财射利,党羽多至五六十人,泉州之曾定老、伍乞娘、龚孙观、龚妹娘等为五商领袖。”在清廷的严查之下,这个秘密的商业渠道曝光了,这带来了很严重的后果。
  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来看,在黄梧叛变的这年(1656年),中国驶往日本的商船数是57艘,次年降到51艘,到1657年又降到43艘,虽然这两年商艘数的锐减有很多原因,但“山五路”遭到破坏,应该算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山五路”作为商业网络,很显然主要是国内贸易,就是黄梧说的“经营财货,以济其用”。“海五路”的作用,可能是通过种种渠道,将国内物资输送到厦门出口,再把进口的物资分销到全国各地。

  这里有一个佐证,譬如五大商领袖之一的曾定老,曾向郑成功的堂兄郑祚领取二十五万两白银,前往苏州、杭州购买绫绸、湖丝等,然后把到手的货交给国姓爷,这些货物显然是用以出口的。
  尽管郑成功的十大商行遭到清政府的严厉打击,但并没有全面瘫痪,特别是杭州一带的商行,并没有遭到很大损失,这也许与浙江反清力量比较强大有密切的关系。
  再来说说郑氏商业帝国的海外网络。先看看海外贸易船队,可以细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郑成功的直辖船队;第二类是郑氏集团其他成员的船队;第三类是其他商船。
  郑成功自己所拥有的商船数量有多少,这个没有很明确的纪录,而且所谓的商船也不是绝对的,兵船用于商品运输很是很常见的。
  据一些学者的估算,郑成功每年驶往日本的船只平均约有四十艘,驶往东南亚的船只约十六至二十艘,考虑到有些船只从事三角贸易(即从中国先驶往东南亚,然后再由东南亚驶往日本),两条航线的船只有部分重叠,扣除这部分船只数量,则平均大约有四十六到五十艘船。
  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前往台湾的船只与国内贸易船只数量,如果再加上这部分,那么每年航行在外的商船应该超过六七十艘。

日期:2011-12-03 17:48:17

  第十四章 新的商业帝国(3)
  除了郑成功之外,他的两位叔叔也拥有不少船只。
  郑芝豹似乎比较早就淡出政坛,专营贸易。早年郑芝龙平定海盗的战争中,郑芝豹是一员主要将领,在与刘香的战争中的有不错的表现,但到郑芝龙立隆武帝时,郑芝豹虽然被封为澄济伯,但似乎很少干预政事。郑芝龙降清后,安平的贸易似乎就由郑芝豹掌控。
  郑芝豹财力相当雄厚,据《从征实录》记,1650年,郑成功杀郑联夺厦门岛后,惊动祖母黄氏,老夫人亲自到厦门岛,郑芝豹出手阔绰,提供两艘船与十万洋银给老夫人,其财力可见一斑。1651年,福建清军攻打厦门岛,强迫郑芝豹提供八艘船只,可见他最少拥有十几条船。
  郑成功的另一位叔叔郑鸿逵本是郑氏集团三大巨头之一,后来也淡出政坛,将一部分兵力交给郑成功,将战船改造为渔船与商船,专营渔业与贸易。
  至于郑氏集团之外的船只,则要缴纳一定的税收。
  向海船征税在郑芝龙时就开始了,史料载:“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者,不能往来。每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这则史料在不同地方数据有所差异,譬如《明季遗闻》中所记是“二千金”,《明季北略》则记为“三千金”。不管究竟是哪个数据,郑芝龙靠这笔收入富甲全国。
  郑成功重新垄断东南沿海贸易后,将这种征税制度改为“牌饷”。
  东洋航线征收牌饷的工作,郑成功交给自己的同母弟弟七左卫门(七左卫门没有随母亲回中国,留在日本),在一封写给七左卫门的信中,郑成功对牌饷的征收有比较详细的说明:“东洋牌船应纳饷银,大者二千一百两,小者亦纳饷银五百两,具有定例,周年一换。其发牌之商,须察船之大小,照例纳银与弟,切不可为卖听其短少!”
  由此可见,非郑氏商船前往日本营商,须向郑氏缴纳五百或二千一百两的银子。如果不缴会怎么样呢?
  继续看郑成功写的信:“着汛守兵丁、地方官盘验,遇有无牌及旧牌之船、货,船没官,船主、舵工拿解。” 这是非常严厉的惩罚,没有牌票或是牌票没有年检换新,商船没收还不够,还要追究船东与船员的责任。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发放贸易牌票并非只有郑成功一家。

  据清廷查获的一起违禁走私案中,查到有同安侯郑府在1654年(顺治十一年)发放的牌票,这是允许往暹罗经商的牌票。
  同安侯郑府就是郑芝龙在安平的府第,清廷软禁郑芝龙,给了个“同安侯”的虚衔,此时在安平打点贸易的,是他的弟弟郑芝豹。可见除厦门外,安平也可以发放牌票的。在另一起走私案中,出现有“国姓票”、“左协票”,国姓票显然是郑成功发放的牌票,而左协票指的是什么,就搞不清了。
  在清政府几乎征服整个中国的背景下,龟缩在东南一隅的郑成功却统治着无边的海洋,这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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