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制衡文官集团的武将勋贵集团在土木堡之变中损失殆尽，文官们迅速接管了他们势力真空的地带，得到了帝国权力中最重要的权力：兵权！从此，皇权面对文官集团开始力不从心了（明朝前期的朱元璋、朱棣和后来的满清为什么可以皇权强大，无他，有刀尔！）
　　而造成这一切的土木堡之变本身就很可疑，当时随军出征有大批武将，其中有三征越南的名将张浦，他要是对战事不看好，不劝阻也就罢了，还亲自随军出征，简直不可思议！文官们说英宗是受王振盅惑，而且大军出征从头到尾也是由王振瞎指挥完全是说不通的。即使是英宗在幕后替王振撑腰，王振想指挥军队，不依靠武将也是不可能的。

　　王振一个太监，威信可以靠皇权。但带兵打仗却不得不依靠那些军中武将们，所以这场战事事实上肯定还是由武将集团指挥领导，王振不过是名义上号施令者。当时也先实际上实力并不强，不过是蒙古的一个部落联盟领罢了。与以前的匈奴，突厥甚至契丹根本没法比。这次战争不过是一次中等规模的游牧民族打草谷而已。但明朝在土木堡居然会失败的那么惨，大批精锐武将在土木堡被杀，朝堂从此文官集团一头独大

　　日期：2011-09-03　12:36:05
　　土木堡之变使得武将勋贵集团解体了，全国大部分的兵权落到了文官集团的手中，皇帝直接控制的军队只有锦衣卫和御马监了，调用其他军队需要得到文官们的认可和配合，这使得明朝以后的权力斗争中，皇帝即使联合内廷势力，在与文官集团的斗争中也经常处于下风，不得不说这与军权旁落关系重大
　　武将勋贵集团没有了，朝堂原来的平衡被打破，明朝皇帝面对掌握了兵权的文官集团，不得不依靠和重用内廷势力，来制衡文官集团，但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土木堡之变以前，是武将领兵作战，文官监督和制衡武将，土木堡之变后，变成了文官领兵作战，太监监督，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大多数的文官没有学过军事，更没有军事才干，后来的名将如戚继光、俞大猷都是武将世家出身。
　　不谙军事的文官担任武将的职责，军队的战斗力可想而之（当然也出了极少数能打仗的文官，如王守仁、杨一清）而太监监军问题更大，除了郑和、汪直等极少数懂军事的太监，大多数太监对军事一窍不通，对明军的祸害作用比文官尤大
　　土木堡之变以后，明朝本身的将官机制被打破，这也导致了明朝开始真正的文武不等的局面。

　　明朝的武将制度其实和欧洲的骑士制度差不多，都是家族形式的世代承传。所以武将的地位虽然不会怎么高，但实际上身份大多是贵族。这些家族的子弟从小就会接触军事方面的培养，无论是个人技能乃至兵法策略都是从小就开始培养的。所以当时的武将独立性是非常强的。到了之后土木堡之变，明朝当时的兵将苗子和人才几乎都在那一战死的七七八八，特别是贵族身份的武将大量死伤。这也为后来文官一举上位提供了基础。

　　正德和万历都曾经想过提拔一批新贵武将上去，以抗衡文官集团，但都以失败告终。
　　这个情况到了明末之后就演变成了一个更加畸形的模式。大把非贵戚武官为了套升迁而都去主动投靠党人势力，而这些人的掘起又大量的挤压了贵戚家族出生的专业军人的位置。而且因为好控制，所以党人对他们也是大加扶持。但这样的将领本身就没什么文化水平，更别说在行为上讲究什么道德理念的问题。最好的例子就是明末的“平贼将军”左良玉，老百姓习惯称他“贼将军”，因为这斯军队军纪败坏是出了名的。至于怎么个坏法，我只能说比之满清也差不多了。

　　日期：2011-09-03　12:41:10
　　最后对比一下唐代皇权和明代皇权的差异
　　明代内阁实际上是集皇权和相权于一身的机构。如果以唐制为标准，便殿面议相当于延英奏对，然而明成化以后，面议已经是非常遥远的历史了，此时内阁相当于唐翰林+枢密+中书门下（门下封驳权移到六科给事中，其实唐代政事堂合署办公，门下省根本就起不到封驳的作用。相比下，明制的给事中群体权力几乎不受制约），翰林枢密都是内朝，也即是皇权的一部分。按唐制，皇帝处于整个决策的中心位置，而明制下，皇帝则日趋象征化了。

　　简单说就是，唐制是，延英奏对-皇帝决策-翰林草诏-枢密颁旨-中书签发，而明制是，内阁议事-内阁拟诏-皇帝批红-内阁重拟签发-六科封驳. 对比唐制，明代批红前后都需要经过内阁，皇帝仅剩下可与不可的选择了，如果在内阁没有自己人，几乎寸步难行
　　日期：2011-09-10　10:08:28
　　王振与土木堡（土木之役的疑问）
　　正统十四年是多事之年，年初，即有云南思机发之乱，又有福建邓茂七之祸，还有贵州的骚乱，都是动用了国家大力量才加以平定的。直到六月，还调了十万兵，灭了湖广生熟苗的造反。于是才有刘球之言。刘球：“移此力经略西北，已巳之变，必有以御之者，穷疥藓这拒搔，而耗腹心之元气，安得不败乎？”（指云南麓川之役）
　　明朝与瓦剌的战争必有原因和过程，我们看，正月初，还在给瓦剌的使臣任命官职，可见当时并无异常，最起码是明庭没有意识。到正月末时，瓦剌开始有意见了，“虏大媿（愧），怒。”原因，是明朝答应对方请婚，但在国书里没提这事儿；另外，外交部没有按惯例给够人家的“饩”（赠送人的粮食或饲料）。注意，这里未提王振的事儿。从年初到七月出兵之间，明朝与瓦剌之间，只有一些小冲突，只有四月间，在大同方向与瓦剌有一小仗。此外，与辽东的蒙古人也打了一两次不能称为战争的战争。其实，这时瓦剌肯定已经开始准备动手了，而明人无意识。

　　到六月三十，明庭下令派出9万军队，以备虏患。（75000到大同，朱勇、陈怀等为帅；15000到宣府，王贵、吴克勤为帅）既然是派兵镇边，必有原因和由头，而且情报工作肯定在先，这时才断定了瓦剌意图。
　　其实，这时已有虏就要入寇的消息，因此命边将谨备之。但是，已经晚了，七八天后，瓦剌分兵三路进攻大明，也先攻大同、脱脱不花攻辽东、知院可刺攻宣化赤城，还有其他的部队攻甘州。各地此时没有能力抵抗，只是纷纷告急。明朝庭此时怎么办？只能仓促应战。
　　仓促应战的原因，在于明朝根本没有意识到瓦剌的进攻，没有做好提前的预防和准备工作，这个责任要推给当权者王振吗？我想，这是没道理的，这些工作应该是属于兵部的，而兵部的精力可能更多的被福建、云贵之事牵扯了。但这只是客观原因，主观上，明朝根本没有把瓦剌之事当回事，才有那么随便地回复和不讲政治策略。给了也先动手的由头，从双方的历史和过程来看，如果早发现瓦剌的意识，采用其他手段，是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压制住瓦剌行动的。

　　土木之役的疑问（一）赶到怀来是否可行？
　　《国榷》明军出征时间一览表
　　记日 驻跸地点
　　1 甲午 康家岭 东北旺
　　2 乙未 龙虎台 南口
　　3 丙申 此日不见于史
　　4 丁酉 居庸关 通鉴-驻跸 国榷-度
　　5 戊戍 榆林
　　6 已亥 怀来

　　7 庚子 雷家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