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三年（198年），袁绍传书给公孙瓒，想与其释和，公孙瓒却没有答复，反而增强了守备。袁绍于是大兴兵马攻打公孙瓒。此时，公孙瓒又犯了第二个严重的错误——丧失军心。《英雄记》记载，一次公孙瓒有别将为敌所围，公孙瓒不肯相救，并说：“救一人，使后将恃救不力战；今不救此，后将当念在自勉。”《孙子兵法•九地篇》讲到：“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西汉名将韩信应用这一理论，背水结阵、奇正并用，以三万乌合之众大破赵军二十万，获得了“井陉之战”的胜利，演绎了古代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传奇。“井陉之战”中，韩信始终是同将士们在一起直面生死的，正是将领无畏舍身的精神激励了全军的斗志，从而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这才是孙子“置死地而后生”的本意；而公孙瓒则是把军士放在绝地而自己置身事外、无动于衷，这样怎么能够让人信服，谁又肯为这样的将军去浴血奋战呢？果然，这一举动丧失了士兵对公孙瓒最后的信任。等到袁绍来攻时，公孙瓒南界的别营守军感觉难以抵挡，而又想到公孙瓒必不肯相救，军士无人死战，众人或降或逃。南界守军的迅速瓦解，使得袁绍军直接攻到了易京，并围困该城。不过，此前精心构筑的易京城防还是延缓了袁绍的进攻，公孙瓒趁机派他的儿子公孙续向黑山（今河南浚县西北）军求救，又想亲自率兵冲出重围，占据西南山，仰仗黑山军的援助，切断袁绍军的后路，以解易京之围。然而，长吏关靖劝谏道：“如今将士都各怀叛离之心，已无力再战，他们之所以能固守是顾惜自身故乡的老少，而把将军您当成主心骨，将军如能持久坚守，袁绍自然会退兵，四方的别营军队又可以会合。如果将军现在弃易京而走，军队会失去后镇，易京覆灭指日可待。将军失去根基，流落荒野，怎么成就事业呢？”公孙瓒听后决定不离开易京，等待其子搬来救兵，内外夹攻袁绍。客观上讲，关靖的这段话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至少为公孙瓒稍稍稳住了本已动摇了的军心，延缓了公孙瓒部的败亡。

　　同年三月，黑山帅张燕与公孙续率兵来救被袁绍围困的公孙瓒部。援兵未到，公孙瓒便秘密派人送信给公孙续，令续率骑兵于北隰之中，举火把为应，自己就从城内出战，内外合击，击溃袁绍军的包围。不巧袁绍劫得了这封密信，将计就计，如期举起火把。公孙瓒以为救兵到了，率兵出击。袁绍设伏兵袭击公孙瓒，公孙瓒大败，又回到城内坚守。袁绍掘地道到城楼下，毁坏其望楼，渐渐到达中央的土丘。公孙瓒自料必败无疑，先杀掉自己的妻子儿女、姐妹，然后引火自焚。至此，袁绍彻底消灭了盘踞幽州的“公孙瓒集团”，雄霸青、幽、冀、并四州，统一了黄河以北的大片地区。

　　就这样，名噪一时的白马将军公孙瓒覆灭了，《三国演义 第二十一回曹操煮酒论英雄关公赚城斩车胄》仅借满宠之口简要地讲述了此事。公孙瓒的覆灭，看起来只是因为军事秘密泄露造成的，非常的偶然，但这偶然之中却有着很多的必然因素发挥着作用。首先，公孙瓒杀死名臣刘虞，使得氏族势力、广大民众和戎狄诸部都对他产生了不满，再加上其独揽幽州大权后，又回到自己“对外强硬、不恤百姓、睚眦必报”的老路上，使得幽州当地三股势力对他的不满变成了怨恨，促使他们合流，共同对抗自己。可以说，公孙瓒在处理刘虞的问题上大失民心，袁绍则很好地把握了这个机会，合纵连横，令公孙瓒陷入了空前的孤立；持续施压，赢得了竞争中的主动。其次，作为一个以军人身份起家的割据势力首领，军队是公孙瓒统治的有力武器和根本保证，在后期作战中其疏远旧有部下的做法和不救被困部众的行为，激起了军士们的极大不满，在失去民心之后，又丧失了军心，致使军队战斗力陡然下降，甚至是一击即溃。如此一来，他的统治也就真的走到头了。因此，“失去民心军心、上下离心离德”才是公孙瓒败亡的根本原因，“通信被截、秘密泄露”只是一个导火索，让他的败亡更加迅速一些罢了。

　　日期：2011-11-03　08:06:01
　　三国篇第十一乱世之治
　　从初平三年至兴平二年（192-195年），关中地区的政治形势发生了一系列剧变。劫持天子、独霸中央的枭雄董卓被司徒王允、尚书仆射士孙瑞与自己的亲信吕布合谋刺死，但因王允没能妥善处理、区别对待董卓的部属，杀戮过重，激起了李傕、郭汜等董卓旧部的举兵叛乱。最终王允兵败被杀，吕布出逃山东。后来，李傕、郭汜之间也出现利益冲突，导致兵戎相见，而献帝和中央官吏作为权力的象征，被这些军阀们争来抢去，竟然出现了“彼劫天子，我劫公卿”的闹剧，皇权威信荡然无存，生灵涂炭，田地荒芜。

　　兴平二年十月，汉献帝在杨奉等人的护卫下逃至曹阳地区，其后李傕率军穷追不舍。献帝的到来可谓是为山东各地方势力提供了一个攫取政治资本的最佳机遇。当时，山东诸侯中以袁绍和曹操最为强大，而此两者对于献帝的态度也就决定了日后中原政治格局的走势。
　　作为袁绍的首席谋士，沮授再次提醒袁绍把献帝这张政治王牌抢到手，建议道：“将军生于宰辅世家，以忠义匡济天下。如今汉帝流离失所，宗庙受到毁坏。而州郡牧守以兴义兵为名，行兼并之实，无一人拥戴天子、抚宁百姓。现将军已经粗定州城，正应该早迎大驾。在邺城建都，挟天子以令诸侯，蓄兵马以讨不臣。天下将无人敢与争锋！”沮授的意见遭到了郭图、淳于琼的反对，他们说：“汉室衰微已久，难以重新振兴。况且目前英雄各据州郡，士众动以万计，正是‘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之时。如果我们把天子迎到自己身边，那么动不动都得上表请示。服从命令就失去权力，不服从就有抗拒诏命的罪名，故而并非上策。”袁绍举棋不定，沮授又劝告道：“迎献帝之事不仅符合道义，而且符合我方当前的政治需要。如果不先下手，一定会有人抢在前头。”沮授的建议非常中肯，其言外之意：献帝这张政治王牌自己可以用或不用，但绝不应该落到对手手中，成为制约己方的工具。然而，袁绍可能出于某些个人原因（袁绍一度不承认献帝的合法性、曾想另立刘虞为帝，没能成功），最后没有采纳沮授的建议，以致失去了一个极好的政治机遇。

　　同时，曹操也在为迎驾之事征求谋士们的意见。根据《三国志•荀彧传》记载，荀彧非常支持曹操的迎驾设想，并鼓励道：“昔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自天子播越，将军首唱义兵，徒以山东扰乱，未能远赴关右，然犹分遣将帅，蒙险通使，虽御难于外，乃心无不在王室，是将军医天下之素志也。今车驾旋轸，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旧而增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能为累，明矣。韩暹、杨奉其敢为害！若不时定，四方生心，后虽虑之，无及。”这段话充分言明了迎驾的意义、价值和急迫性。程昱等人也赞同荀彧的建议。曹操当机立断，决心迎驾。

　　兴平二年（195年），汉献帝东归，到达安邑。曹操派遣曹洪将兵西迎，但受到卫将军董承与袁术将苌奴拒险阻挠，没能成功。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到达洛阳，韩暹、杨奉、董承等人不和，相互争权。董昭假做了一封曹操的书信拉拢杨奉，杨奉非常高兴，劝诸将共同上表封曹操为镇东将军，董昭升为符节令。不久，曹操亲自率兵勤王，到洛阳朝见献帝，见局势复杂且不易掌控，只得向董昭问计。《三国志•董昭传》记录了这个著名的“曹董问对”，董昭向曹操建议：“将军兴义兵以诛暴乱，入朝天子，辅翼王室，此五伯之功也。此下诸将，人殊意异，未必服从，今留匡弼，事势不便，惟有移驾幸许耳。然朝廷播越，新还旧京，远近跂望，冀一朝获安。今复徙驾，不厌众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愿将军算其多者。”曹操依计借口洛阳残破不堪，粮食奇缺，把汉献帝转移到许昌，在许昌建立新都城，从而把献帝牢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杨奉等人不满，出兵阻拦，曹军早有准备，一举将其击败。杨奉只得南逃，投靠扬州的袁术，也就不成气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