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文王九年（公元前316年），巴蜀之间爆发激战，两国均派使者到秦国告急求助。面对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惠文王欲趁机出兵灭蜀，却又因受到韩国的挑衅而举棋不定；倘若出兵伐韩，又怕楚国趁蜀乱入蜀。秦国大将司马错力主先伐蜀国，却遭到相国张仪的反对，张仪认为应首先联合楚、魏两国，攻打韩国，随后出兵三川，攻打新城、宜阳，兵临两周之郊，得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诸侯，天下臣服，这才是霸王之业。而蜀国地处偏远，其民久在化外，即使劳民伤财发兵前往攻打，也不足以此建立功勋。司马错则认为：要想使国家富强，务必先扩张领土；要想兵强马壮，必须先使人民富足；要想得到天下，一定要先广施仁政。这三件事都做到以后，那么天下自然可以获得。秦国虽然强大，但与天下相比仍然弱小，故初期的兼并战争仍应从容易的地方着手，胜于易胜才是上策。蜀国是一个地处偏僻的戎狄之邦，国家政治混乱，如果用秦国的兵力去攻打蜀国，就好像派狼群去驱逐羊群一样容易成功。如此一来，秦国既可以扩大版图，获得财富和百姓，又不会招致天下诸侯的非议与抗争，在外部条件相对平和的前提下，使得自身实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为日后更为惨烈的兼并战争打下基础。相反，如果秦国发兵攻打韩国，进而要挟周天子，一定会激怒天下人，刚刚击破的合纵阵线又将再次形成，这一切均是无法掌控的，此举确实相当危险。故而，时下伐蜀才是万全之策。

　　秦惠王听从司马错的分析，遂令司马错与张仪等人起兵伐蜀，蜀王败绩，秦军杀死蜀王，攻克蜀国。张仪又趁胜攻取了巴国，巴蜀之地尽归秦国所有。随后，秦国中央政府通过设郡、任守、移民、修城等一系列措施经营巴蜀之地，其间司马错又两次亲临蜀地平叛，直至最终完全征服巴蜀之地。如司马迁在《史记·张仪列传》中所讲：“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

　　秦惠文王在位之时，秉承秦国的“耕战”国策，不断东进，引起了山东六国的不满，曾形成“合纵”阵营，秦国虽然凭借其实力与策略，于惠文王七年击败联军，但其若想继续东进势必激起山东各国更为猛烈地反抗，可以说秦国即使能够侥幸再取得一些的胜利，也必将付出血的代价。另外，在此次合纵攻秦的行动中东方的老牌强国楚国只是名为合纵长，并未真正出兵。战国时期的楚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绝非三晋诸国所能比拟，楚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军事家孙武就曾发出“楚军天下劲旅”的感叹。最重要的是，楚国地处长江汉水中下游沿岸地区，国土被山带河，地势上占有优势，晋国名将先轸曾于城濮大破楚军，最终也未能伤楚国分毫。而秦军的东进势必将触及到楚国的固有利益，楚王必然出兵，这对于秦军绝对称得上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如果与之硬拼，风险极大。如果秦国要打破楚国这一优势，首先就是要占领地势险隘的巴蜀之地。如此秦军便可以借江河之便，凭地势之险，通过水路，浮江而下，不费牛马人力，十日之内便可到达楚国的腹心区域，直接威胁楚都郢的安全。这也是与“凭高临下，以逸待劳”的用兵原则相符的。试想如果楚国抢先一步控制巴蜀，便可东经韩国，西途蜀地，对秦国形成夹攻之势，进可出兵攻秦，退可凭险守隘。秦国不要说是对外兼并天下，就是坐稳关中都并非易事。形势在此，不进便退，故而“先行伐蜀，控制巴蜀之地，占领长江汉水上游，借以扼制楚国咽喉”的军事决策，也是符合当时环境形势的唯一选择。历史证实了司马错的判断，秦国控制巴蜀也为日后秦军屡挫楚兵埋下了伏笔。

　　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司马错以自己的深谋远虑为秦国选择了最为有利且影响深远的军事进攻目标，伐蜀一举真可谓刚柔兼济，意味深长，既缓解了同山东六国紧张的局势，又为秦国扩大了版图，充实了国力，更是借巴蜀地利扼制楚国咽喉，体现了司马将军独到的战略眼光和开阔的作战思路。司马错伐蜀是秦统一中国之前最为重大的军事举措之一，从此秦国有了坚实的后方，列国兵马再难踏入关中。如果说商鞅变法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政治经济基础，那么司马错伐蜀则是秦国在其“耕战”国策的指导下所迈出的最为坚实的一步，在秦国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日期：2011-08-29　07:43:08
　　嬴秦篇第十二车通三川
　　惠文王九年（前316年），巴蜀之间爆发激战，两国均派使者到秦国告急求助，秦惠文王面对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听从大将司马错的建议，一举攻灭蜀巴两国，扩大了秦国的领土，并借助巴蜀地利遏制楚国。此后，张仪又多次运用外交手段，分化楚齐联盟，同时拉拢韩、魏两国，形成连横态势。十二年，秦、韩、魏三国合兵攻楚，楚国大败。秦国趁机占领了楚国的汉中，使秦国本土关中与巴蜀地区连为一片，更重要的是，巴蜀、汉中与关中一样，均为战国时期的一等良田，由此秦国获得了更为丰厚的军粮储备，具有了发动更大规模兼并战争的能力。

　　前311年，秦惠文王死，太子荡即位，号武王。秦武王身高体壮，勇力超人，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锋锐的君主，重武好战，有问鼎中原之志。早在秦惠文王时，张仪就曾献计：秦军东进中原，先取韩国军事重镇、周都洛阳的门户——宜阳，以宜阳为跳板，控制东西二周和周天子，据有九鼎与图籍，挟天子而令诸侯，建立中原霸主之业。其实，张仪的建议并非有误，亦非不重要，只是提出的时机不太合适。中国象棋中有一种非常有名的战术名叫“顿挫”，即棋手在运子过程中通过捉子、将军或叫杀等有力的威胁着法，迫使对方走上预定的变例，从而赢得一些先手，为下一步攻击创造条件。同样的数步棋，因进行的顺序不同，结果可能大相径庭。秦国的国策是一统华夏，而不 是称霸诸侯，对于日趋惨烈的兼并战争，没有稳固的后方是不行的，故而惠王暂把张仪之计搁置一旁，采纳了司马错“先屈后伸”的策略，暂缓进取中原，集中兵力灭蜀，占据汉中，将秦国的领土连为一片，建立了更为稳固的大后方。秦武王即位后，秦国已灭巴蜀，后方巩固，国力日盛，秦武王欲对外征伐，张仪当年“东进中原，打通三川，以胁周室”的策略自然成为其首选方案。

　　三川，即韩国军事重镇宜阳，早在《尚书·禹贡》中就有记载，春秋前后成为西通秦陇，东下吴越的交通要道，称为“秦楚孔道”，既是中原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周国与韩国阻挡秦国东进最为重要的屏障。秦军若想兵出函谷，会战中原，首先必须掌控此地，才可以保证物资与兵员的输通顺畅。然而，韩国宜阳城坚兵精，路远道险，秦军孤军深入，倘若魏、赵二国出兵相救，秦军可谓是举步维艰。在秦武王征求臣子们的意见时，公子樗里疾就以“难度高，风险大”为由表示反对；客卿甘茂则认为：“伐宜阳，定三川”是秦国挺进中原、成就帝业的关键所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伐韩宜阳，必先破韩魏联盟，只要魏国助秦，赵国就不能越魏而援韩，韩一旦被孤立，宜阳虽然城池坚固，兵精粮足，但也是有可能被秦军所攻破的。秦武王大喜，立即派遣甘茂出使魏国。甘茂以“共享伐韩之利”为诱饵，争取魏王，并施以政治军事压力，与其建立了秦魏联盟共伐韩国。接着甘茂领兵五万攻伐宜阳，战争持续了五个月，未见丝毫成效。武王力排众议，决定增兵五万援助甘茂。甘茂亦散私财以赏部下，秦军果然士气大振，击退韩国援兵，攻陷了宜阳孤城，斩杀韩军七万人。韩国元气大伤，只得向秦国求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