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11-05　11:44:53

　　第七章戊戌变法
　　（一）公车上书真相
　　康有为在甲午战争后发起了著名的公车上书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现在的历史教科书也对这件事大书特书，大力赞颂康有为的爱国热情。这样做本来也无可厚非，但是这种只提及公车上书而不言其它的做法却容易给大家造成一个错觉，那就是甲午战争结束后，只有康有为一个人奔走呼号，反对签约。好像就只有康有为一个人爱国似的,其他的人闻此消息都麻木不仁、无动于衷，至少一般的描叙给人的感觉如此。

　　难道堂堂的大中国就只有康有为一个人爱国吗？难道作为当时社会精英的官僚士大夫面对国家遭受空前的耻辱能够无动于衷吗？康有为能够发动公车上书，难道其他的举人就不能独自组织上书吗？以前我对这个问题一直是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偶然间看到了江南才子姜鸣先生的考证，才终于解开了这个心结，在此与大家分享下。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上书言事的不止康有为一个人，还有很多其他的举人，除了各地举人（公车）上书外，清廷各级官员也先后上书。这才是当时的真正情形。
　　当时最早反对签约的不是举人，而是大批现职官员，早在4月14日、16日署台湾巡抚唐景崧、钦差大臣刘坤一分别电奏清廷反对割地（李鸿章4月17日在<马关条约>上签字画押）。此后山东巡抚李秉衡、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谭继洵（谭嗣同之父）、河南巡抚刘树堂等共约17位督抚、将军表示反对，各省督抚反对者过半。
　　另据不完全统计，京官、宗室贵胄及二品以上京官者有十余人；二品以下有奏事权的官员有五十余人次；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六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签名者多达六百多人次。很显然，各级官员才是反对马关议和最有影响力的主体。
　　“在官员们上奏的影响下，刚参加完会试，正在等待发榜消息的各地举人，也基于爱国热情，上书反对签约”，从4月30号到5月8号联名反对者多达1555人次，上书总量达31件。当时各省举人主要采取以省为单位联名上书的形式，湖北、江苏、河南、浙江等各省举人都有上书举动，其中梁启超就领衔80余名广东举人上书。
　　现在一提起“公车上书”大家只想到康有为，则主要是一些史学家为了塑造康有为作为维新运动的领导者这一光辉形象，而刻意只提康有为上书不言其他造成的，这种做法也是当今中国史学界的一大诟病。

　　只要某人日后成了名人，不管是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还是思想家、政治家，那么他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救国救民的，都是自愿为伟大事业而奋斗终身的，都是从小就树立了伟大的理想、远大的抱负的。同时还会只提及他好的一面，对于他的缺点和不足以及不光彩的一面绝少提及。如果某人一不小心成了大家心目中的反面人物，那么肯定就将他说的一无是处，所有的功绩基本上都被一扫而光，一生所作的基本上都是坏事。

　　难道事实的真相真的是这样的吗？难道我们就可以这样阉割历史吗？难道这就是孕育出太史公的伟大国度的作为吗？难道我们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的优良史学传统就这样荡然无存了吗？我们到底是在教书育人还是在误人子弟？真是中国学界的悲哀！中国人的悲哀！
　　当时康有为确实有过上书的举动，但并不像他日后所说的那样“东事战败，连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书”，“次日美使田贝索稿为人传抄，刻遍天下题为《公车上书记》”。
　　首先在联名上书的人数上出了问题，当时参与集会的人数康有为既说过3000人又说过1200人，梁启超有时说1300人，有时说数千人，到底有多少人在上书上签字是一笔糊涂账，但综合史料记载确切人数大概在1200人左右,这一点还好,现在基本成为公论了。
　　其次当时康有为起草的14000余字的万言书根本就没有递上去，而是拿到上海出版了。为了推销此书，代销商在《申报》上刊登过六次广告，宣传声势在当时堪称绝无仅有。但没过多久《申报》上又刊登了《原本<公车上书记>大减价》的广告，这本销价洋二角的小书，已经成为大本洋四分，小本洋二分的特价书了，至于美使田贝索稿则就根本属于无中生有。
　　康有为作为职业政治家一直都是主张维新变法的，他之所以凭空将没有上奏的万言书说的社会影响力如此巨大，几乎到了洛阳纸贵、神州传诵的地步，并且还将美国公使抬出来吓人（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美使田贝索稿’一事），自是有其政治目的的。
　　康有为的目的就是抬高自己的身价、扩大自己的影响，借此机会大力宣传自己的变法思想，将万言书拿到上海去出版同样也是为了搞舆论宣传扩大自己的影响。事实证明康有为的做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达到了预期效果。自从“公车上书”后，康有为名声大振，在全国的士大夫阶层几乎达到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地步。那么康有为为什么要这样无中生有，做出这样甚至让人不齿的事情呢？
　　大家都知道康有为是主张维新变法的，但他并不满足于做一个思想上的启蒙者，而是极力希望自己的变法思想能够付诸实施，进行具体的政治变革。如果他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按照传统的道路就必须先科举入仕、步入政坛，然后又沿着官场的阶梯一步一步的往上爬，等到入阁拜相、大权在握，他才有机会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
　　如果做官的本事太差没能够入阁拜相，那么自己也就等着壮志难酬吧；如果做官的本事还不错终于位极人臣，总算有条件实现个人的政治抱负了，但那最少也得几十年的等待。再者，就算自己好不容易终于位极人臣，但那时久历宦场的自己还有没有几十年前的豪情壮志就要打个问号了。
　　对于这一点现在还是个毫无背景的热血青年康有为是有着深刻认识的，所以他这么做也是迫于无奈。此外康有为这么做与他的性格也有关，历史上真实的康有为是非常自信的，喜欢说大话甚至是胡编乱造，这样的事发生在他身上也是意料之中。
　　注：这一章节引用了姜明先生的考证，既然他考证出来了或许真有其事，姑且 用之。鄙人之所以如此，除了单纯吸收、引用之外，同时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我们现在的历史研究成果固然丰硕，但是在主流书籍中应用甚少，一本教科书历经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变化不大。不采用这些学术成果固然也有由于分歧太大避免争端的考虑，但是在这些学术成果中还是有很多非常精彩的东西，比如杨天石先生关于民国史的研究、茅海建先生对鸦片战争的研究、杨奎松关于党史的研究，这些优秀的学术成果我们弃之不用未免太过可惜？
　　所以笔者就想通过大胆采用姜明先生的考证，借以唤起大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不要再让一些极具价值的史学研究成果沦落为非主流史学，要不然我们研究历史又有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