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貌似是这样的——颠覆主流史学,重读晚清七十年》
第26节作者:
肩担道义 日期:2011-10-14 08:20:55
(四)洋务运动与清廷外交政策略评
轰轰烈烈的自强运动历时三十余载,最后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而宣告破产。自强运动失败后清廷愈加衰落,越来越看不出任何的光明和希望。一次承载着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梦想就这样很残酷的被无情的现实所击碎。
就在中国进行自强运动的时候美国进行了南北战争,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普鲁士的俾斯麦用“铁血政策”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而当时中国却是地方势力日益增强,中央集权逐渐削弱。
就在中国进行自强运动的时候俄国和日本都对自己的政治、经济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而此时的中国仅仅是兴办了一些军事、民用企业,修修铁路、开开矿山就举步维艰,难以进行下去。
一个地球上曾经最先进的农业文明在向工业社会转型时是那么的艰难!
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近代中国在进行社会转型的同时还肩负着振兴国家、抵御外辱的历史重任。也许这副重担过于沉重,洋务运动没能够挑起;康有为没承担起;孙中山先生努力着;蒋介石努力着;直到毛泽东主席才最终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毛老人家在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却遭遇重大挫折;后来幸亏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才逐渐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才算步入正轨。
自鸦片战争以来百余年间,坚韧的中国人为了实现独立、自主、富强,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曲折坎坷!而自强运动的先驱们不愧为一代拓荒人,在举步维艰的情况下,为逐步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为中国今后的发展储备人才而努力。虽然结果对外不能抵御外辱,对内没有实现富强,兴办洋务的过程中也有很多弊病,但毕竟相对于当时很多人还沉浸在一片盲目无知之中,他们确实是时代的佼佼者。
这一批卓越的官员、学者以九死一生、义无反顾的勇气自觉的承担起强国御辱的历史重任,正如李鸿章所云“我辈若不破群议而为之,并世而生,后我而起者岂复有此识力?”。在国家危难之际,他们展现的是一个改革家应有的精神和风骨。
他们就这样默默的承受着来自各方面势力的围攻、打击、诽谤、诅咒在艰难中步履蹒跚,为了强国御辱尽到自己的一份责任。谨以“黑夜给了我黑的眼睛,但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送给他们,也许这句话有溢美之嫌,但他们面对危局的那种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勇气,那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着实让人敬佩!
当然,当我们感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这些洋务运动的领导者思想先进、勇于任事之时,也不要忘了那些洋务企业家和洋务科技人员。
如果没有他们这样一批经营管理人才和科学技术人才,洋务运动能不能兴的起来、搞的下去也是个未知数;如果没有他们也许洋务运动就连后来那样的水平都赶不上; 如果没有他们洋务运动很有可能还停留在洋务思潮的阶段,洋务理论也只能束之高阁,留给后人的只能是遗憾和悲怆!
相对于那些局庙堂之高的领导者和决策者,这些洋务企业的具体经营管理者和洋务科技人员同样也功不可没,虽然他们的素质参差不齐,但他们可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呀!
清廷在遭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后,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严峻形势,其总体规划是通过积极向西方国家学习,建立强大的国防抵御外辱、从根本上实现国家富强。这一战略规划肯定不是一朝一夕的能完成的,这就要求清廷必须严格遵守已经签订的对外条约,尽量维持一种和平大局避免战争的爆发为自身发展争取时间,同时这也是日后奕訢、李鸿章等人在对外关系中能够忍声吞气、忍辱负重、处处妥协的根本原因。笔者姑且把这一时期的外交政策称之为“卧薪尝胆”的外交政策。
那么就在洋务运动轰轰烈烈的进行时,中国的内外局势又到底如何呢?很想用“往事不堪回首”来形容当时的情形:
1864年席卷全国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国运动终于宣告结束;
1868年纵横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捻军起义宣告结束;
1870年发生“天津教案”,法、英、美、俄、德、比、西等西方大国联合向清廷提出抗议,并派军舰对中国施压。中国被迫“杀民谢敌”,赔偿白银49万两,派专使前往法国谢罪;
1873年前后进行了十余年的西北回民大起义终于被左宗棠平定;
1874年5月日军入侵台湾,结果却是中国赔偿白银50万两,日本撤军;
1875-1876年发生马嘉里事件,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英国以断交开战相威胁,对中国进行讹诈。李鸿章前往烟台谈判前,天津官绅害怕谈判破裂他成为当年被英法联军掳走的叶名琛,挽留他在天津谈判但没有成功。最后中国赔偿白银20万两,派专使前往英国道歉,签订《烟台条约》扩大商业权益;
1875-1878年左宗棠收复新疆;
1879年日本出兵占领中国的藩属国琉球;
1882年当中法两国正在越南问题上较劲时,中国的藩属国朝鲜发生壬午兵变,通过此次兵变日本取得在朝鲜驻军的权力;
1883-1885年发生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
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朝鲜发生甲申政变,这次政变后朝鲜被置于中日两国的共同保护之下;
1894-1895年中日战争,结果中国战败,从此陷入了被外国列强瓜分的境地。
这就是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形势,大家可以看看在1864年——1894年这30年的时间里中国发生了多少重大事件,抛去内部农民起义不算,在外交上虽然没有爆发外国军队大规模入侵事件(甲午战争除外)但是中外冲突不断、国际环境险恶、险象环生,战争时刻都有爆发的危险。
八国联军侵华后李鸿章曾痛心的说“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也”,虽然有人说他是怕打仗的软骨头,但仔细琢磨这话说的确实不无道理。毕竟发展才是硬道理呀,难道老是想着逞一时之勇就能解决问题?
奕訢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表现大家已经看到了,如果不清楚的话可以再回头看看;李鸿章用曾国藩当年的评论说就是“劲气内敛”,是很能够忍辱负重的。他俩之所以在对外交往中如此的 “软弱”,无非也就是韬光养晦、“忍小忿而图远略”,这一番苦心又有几人能够知晓?
奕訢、李鸿章等人用心良苦、忍辱负重、希望能够为洋务运动的进行营造良好的外部氛围,但只可惜业已步入暮年的大清朝已经病入膏肓,洋务运动成效甚微,李鸿章自己也常常感慨“吾被举国所掣肘,有志焉而未逮也”。如此一来,留下的只能是无限的悲怆了!卧薪尝胆,结果遍尝苦胆却不见苦尽甘来,满腹苦水无处倾诉,何其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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