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且不去管它，我们且来看上述的二种说法，均出自陶渊明之口，尽管说法互异，但目的只有一个，他也达到了那个目的，辞官归田。问题是，他因何要抛出不免让人疑惑的不同说辞呢？下面是我的分析。
　　由于有上一次在桓玄手下的经历，他很可能多了一颗心，也很可能研判到了一点什么，于是下定决心离开这是非之地。让他颇费思量的是，他总得找个理由来搪塞好心的叔父吧，对妻儿也得有个交待。直白地嚷嚷，刘裕要造反，我得独善其身，做个有品节的人，那分明是在找死。退一步讲，刘裕万一没有造反的事实，而且他还是个象谢安那样的人，出力的匡扶晋室，安邦定民，那陶渊明的“口出狂言”不就构成对社稷重臣的诽谤了吗？

　　左右他都得得罪大人物，如果果真那样说的话。
　　行文至此，诸君一定明白了，我的意思是，所谓的二种说法，不过是陶渊明乖巧的托辞罢了。前者可以让妻儿的情绪稳定，后者则是抛给叔父或者官场的。
　　不再抱有任何幻想的陶渊明，于是高歌一曲《归田园居》，回到了他的自由世界。自此直到去世，铁心老死乡里。
　　日期：2012-05-13　20:23:41
　　六

　　前文已述，陶渊明在乡间，田是要耕的，书自也不能不读，是为传统的耕读生活。这一时期，他耕读在寻阳县的田园居，门前有湖，一派水光山色的好地方。
　　田园居似是陶氏祖宅，因为据说，其规模还是有点敞亮的，断不致于是一处窝居。《归田园居》一诗即明言：“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可见有间数。不幸的是，陶渊明归来一年半之后的义熙四年（408）六月，老宅遇火，付诸云烟矣。一家人凄凄惶惶，只得暂栖舫船。
　　这是我从文献中找到的有关连家船民的最早记录，虽然陶渊明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连家船民，但他确实举家在船上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田园居的修复，才重新搬回岸上。也由此可知，当年那一带，一定有足够容纳一家人生活的连家船，道理很简单，临时造大船还不如临时搭盖来得方便。
　　对于诗人陶渊明来说，他似乎应该感谢这场不幸的火灾。因为很可能是得益于这次难得的生命体验，为他日后笔底神来地撰写《桃花源记》，创造了可能性。
　　依我看，《桃花源记》完全是一次真实地而不是虚拟中地，撑船“缘溪行”的经历，如果可以忘记生命的艰辛，哪怕只是暂时，那也足可称得上是美不胜收的游历。渔人或者陶渊明托身为渔人，撑着船，溯流而上，竹篙亲密接触溪床上的石头，很可以有“扣扣”的响声。五个儿子或坐或立，拥在船头，老妻很可能在船仓忙活。
　　行不远，有桃林，“夹岸数百步”，但见“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世界仿佛停止了转动，就如屏住的呼吸一样，就连打在船头的哗哗的流水声，仿佛亦可以忽略不计。那都是因为忽然与春有了遭遇的缘故。

　　陶渊明没写到的一个事实是，溪水清澈，但不总是见底，倘要老见着，就得磕着船底。而成群的鲜美的鱼儿，是可以存在于你视线达不到的溪水里的，除非它冒然跃出水平，而这也一定能引起不小的欢呼。
　　有水的地方一定有村落，或者成村，或者零星。泊舟岸边，陶渊明一定在两岸桃林的深处，发现了古朴的人家，而那户人家关心田地里的收成胜过关心所谓的天下风云，正如我那早已仙归道山的祖父一样。这户人家的自给自足，自得自乐，恰击中了陶隐士的心事，这不化外之民么？于是而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之说。
　　撇开所谓的深沉思想不提，吾此番好事之演绎大体是可以成立的，因为这就是古老的水乡。陶渊明结束这段生活，是在次年修缉了旧居之后。义熙六年（410），陶渊明决定迁居南村，位置在寻阳县近郊，白居易踏访之栗里旧居，即在这里。义熙八年（412），寻阳县始并入柴桑县。
　　《移居》诗之一透露了陶渊明此次乔迁的动机：“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原来他早有移居南村的打算，并不是老宅遭了火之故。是诗又交待，南村新居着实不敞亮，仅容一床而矣——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文人多是喜欢侃大山的，特别是棋逢对手时，更是乐此不彼，所谓秉烛夜谈，而这正是陶渊明舍“田园居”而暂就“弊庐”的原因。于是，这种看似随意实则是有心追求的“诗意之栖居”，就跃然来到笔下（《移居》之二）：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 　　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务农各自归，闲暇辄相思。 　　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 　　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 　　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
　　先前很可能是“孤家寡人”之故，所以只得不无疑憾的“好读书而不求甚解”。现在好了，有了二三“素心人”，农闲就可以去登高，有酒则相互招呼。更为重要的是，就如渔人的误入桃林深处，他们似乎由此抵达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有点神秘，有点不可捉摸，但可以肯定，也有点纯粹，因为它归属于心灵一般的话语空间。鲁迅先生在极孤独的时候，就特别想念它，是为“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与同怀视之”。陶渊明不仅找到了，而且似乎从此不愿放手：

　　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陶渊明在小心地看护着他的精神家园。
　　在这个家园里，或远或近，不乏好邻居。前有殷景仁，卜居寻阳，后因工作变动，移家东下去了；后有颜延之，时任江州“后军功曹”，与渊明“接檐邻舍，宵盘昼憩”，甚是情款。颜延之亦是名彦，与谢灵运、鲍照合称“元嘉三杰”。
　　寻阳地界更有“寻阳三隐”之说。

　　日期：2012-05-14　15:29:56
　　七
　　前文提到过刘遗民，曾为柴桑令，陶渊明因此称之“刘柴桑”。他与另一个叫周续之的人，都是慧远的弟子，匿迹庐山，与陶渊明一样都不答应出去做官，是为“寻阳三隐”。
　　据说刘遗民曾二度邀约陶渊明入山远遁，第一次即在此年。陶渊明答之以《酬刘柴桑》，解释了他的所以不能去：“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
　　依我的理解，除了心系亲旧，陶渊明所以没答应刘遗民，盖其淘染儒风的程度远较释氏为深。因为后者再度邀约的时候，陶渊明既明白无误地答之：“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和刘柴桑》诗中这句话的意思是，与刘遗民极为向往往生极乐世界不同，他更为注重今生今世。

　　陶渊明不是不屑，而是不以为然。
　　义熙九年（413），他的《形神影》三首即表达了上述思想。其中之《神释》说到：“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远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很能善体庄老自然之旨。有学者统计，陶渊明诗用事以《庄子》最多，共49次；《论语》次之，37次；《列子》又次之，21次。这说明，陶渊明并不拒绝思想的多样性。

　　“寻阳三隐”之刘遗民，卒于义熙十年（414）。周续之则于慧远逝世的义熙十二年（416），实在磨不开江州刺史檀韶的面子，与学士祖企、谢景夷，讲《礼》城北。这本是好事，问题在于，讲堂却结邻马肆（养马的地方），嘈杂之甚，又或不恭。是以陶渊明示其诗：“愿言晦诸子，从我颖水滨。”
　　颖水是传说中的隐士许由洗耳的地方，陶渊明是否藉此担心，周续之会耐不住寂寞而做官去？要知道那时的形势，基本是刘裕的天下了。于是，他亦对周续之发出了邀请：“老夫有所爱，思与尔为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