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事还没这么快完结，接下来倒霉的是军机处。当年为慈禧太后夺权立下汗马功劳的恭亲王奕䜣被黜退，他的同事们，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龢，一概以“委蛇保荣，办事不力”的罪名被逐出军机处。
　　新的权力班子，以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工部左侍郎孙毓汶五人为军机大臣，贝勒（后为庆亲王）奕劻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没两天，慈禧太后又下谕：“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一时间，醇亲王奕譞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
　　清廷这次的重大人事异动，历史上称“甲申易枢之变”，也叫“甲申政潮”。这套新班子，比奕䜣那届政府班子差得太远，譬如代替奕䜣地位的醇亲王奕譞（奕䜣的七弟），此人能力和城府远不如老哥，只是因为他的老婆是慈禧太后的妹妹，儿子又被慈禧太后抢去作了皇上（光绪帝），才得此重任。但奕譞也只是表面风光，为了防止别人说他以“皇上老爸”的名义擅权，奕譞弄得遇事总是畏畏缩缩，不敢当头。而新班子的另一个主要人物孙毓汶，则是慈禧太后的铁杆心腹，拍马屁的功夫那是一流。

　　在满清皇族里，恭亲王奕䜣算是能力突出的，自从协助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夺权后，一直以议政王名义任首席军机大臣兼管总理衙门，总揽清廷内政外交大权，和慈禧太后形成了权力平衡，在他和其他洋务派的努力下，垂死的帝国似乎焕发了第二春，时称“同治中兴”。但没有了恭亲王奕䜣的牵制，慈禧太后凡事自作主张，由此变得专制，朝廷里那就乱象丛生了。

　　只可怜恭亲王奕䜣正是当打之年，最后被“开去一切差使”，令“家居养疾”，提前回家养老。好好一个栋梁之臣，白白浪费。等到十年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重新出山，奕䜣和奕譞一样，也成了一个胆小怕事的小老头，暮气沉沉，作用全无。
　　再说那法国人，虽说在越南战场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法国人在全球的野心太大，战线拉得过长，此刻又在埃及和英国人较劲，这时见中国军队快被赶出了越南，便也想鸣金收兵，把胜利成果以条约的形式肯定下来。
　　1884年4月，法国海军中校福禄诺通过粤海关总税务司的德国人德瑶琳向李鸿章提出谈判。福禄诺给李鸿章捎了封信，说如果中国承认越南和法国的保护协定，并允许法国人在西南地区通商的话，可以在措辞上顾及大清帝国的颜面，并且可以在军费赔偿上做出让步，但要是不答应的话，法国就要再派舰队扩大战争。
　　这封信，可谓是虚虚实实，实实虚虚，要求中国承认现状是实，保持面子是虚；赔偿军费是虚，扩大权益是实。另外，福禄诺还要求中国驻法公使曾纪泽调离法国，因为小曾的主战言论让法国人很不爽，差点就把小曾宣布为最不受欢迎的人给驱逐出境了。
　　李鸿章对这个战争本就没什么兴趣，便派李凤苞代替曾纪泽为驻法公使。经过短暂的谈判，李鸿章与福禄诺于1884年5月11日在天津签订了《中法简明和约》（又称《李福协定》）。
　　《李福协定》主要有五款内容：中国承认法国与越南签订的条约和对越南的保护权；法国与越南修约时，不出现有损中国体面的字样；中国驻越清军调回境内；法国不索赔款，中国在中越边境开埠通商；三个月后，双方派遣全权大臣，制定详细办法。
　　《李福协定》只是初步协定，具体条款还需要进一步议定。5月17日，福禄诺交给李鸿章一份节略，通告法国已派巴德诺为全权公使来华会议详细条款，但在中国军队撤军接防问题上，福禄诺自说自话，单方面规定了中国军队在越南北部原驻地分期“接防”的日期。
　　要命的是，李鸿章这次对“接防”这个事情居然不置可否，不说同意，也不提出反对，这样的态度被法国人认为是默认，结果在后面引发了大麻烦。就这件事而言，李鸿章的责任不可推卸------他当时就应该提出异议，何况，这事还被他给瞒了下来，没有上报朝廷。
　　李鸿章之所以不上报朝廷，问题的关键在于双方对“调回边界”的理解。清廷的理解是清军调回边界地区，而不是中国境内，而法国人的理解则是要求清军撤出越南境内。正因为如此，李鸿章才把这事给瞒了下来，就是害怕清廷不同意，导致整个和谈功亏一篑。

　　对中国官场术语一无所知的福禄诺，把李鸿章的含糊其辞当成了明确的应允，于是他兴冲冲的通知在越南的法国远征军总司令米乐说，“中国人答应限期撤军！”当年6月23日，法军就急吼吼的跑到谅山附近的北黎（观音桥）地区去“接防”，要求清军立即退回中国境内。中国驻军没有接到上级让撤军的命令，听后觉得莫名其妙，便拒绝了法国人的要求，说要请示上级再做决定。

　　历史进程的发展有很大的偶然性。李鸿章的含糊其辞和福禄诺的急于求成，这样的外交纰漏在当时的环境下在所难免。但是，如果碰到是个冒失鲁莽之人去执行这样的任务的话，后来的事情往往会不可收拾。该死的是，法军的这个领队官杜森尼上校偏偏就是这样一个人，连他们自己人都说此人“身高而瘦，面多血色而易动怒，毫无外交手段，但能事事破坏，甚至连自己亦有破坏的危险”。

　　这样的家伙当然干不出什么好事。双方在阵前谈判中相互指责，说着说着，这个杜森尼心头怒起，竟然将中方使者击毙，并命令法军立刻逼近清军阵地，结果导致武装冲突瞬间爆发。经过两日的交锋，法军的进攻受挫，死伤近百人，双方重新进入了战争状态。
　　“观音桥事件”发生后，双方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和约，但事件是因为杜森尼杀害了中国使者导致，其主要责任显然是在法国一边。但强蛮的法国人不这么认为，他们照会清政府，要求清军队立刻撤退，还要讹诈军费两亿五千万法郎（约合白银三千八百万两），如果不照办，法国就要占领中国一两个海口当作赔款的抵押。
　　这明显是无理勒索，但在7月下旬，清廷还是派了两江总督曾国荃到上海与法国人进行谈判，但由于法国人的要求太过分，谈判没有结果。法国随后便将战火扩大到了中国东南沿海，战争进一步升级。
　　日期：2007-8-18　22:35:01
　　4．3、基隆退敌，马尾饮恨
　　在中法两国谈判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法国决定对中国实行“踞地为质”的惩罚，让清廷在谈判桌上屈服于法国人的武力。没过几天，法国便将它在中国和越南的舰队合编成远东舰队，以远东扩张的积极鼓吹者孤拔为统帅，准备攻占福州和基隆，扣押为质，作为谈判的筹码。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英明，就在法国人组建远东舰队的同一天，也就是1884年6月26日，清廷为加强台湾的防卫，在曾国荃的推荐下，淮军将领刘铭传被派往台湾督办军务。
　　果不其然，8月5日，法国舰队便杀气腾腾的来到基隆，猛烈炮击后见清兵撤退，法国人以为清军不堪一击，便开始强行登陆，不料刘铭传早已派兵设下埋伏，等到法兵上岸后，清军突然三路杀出，把法兵打得晕头转向，吓得飞也似的向军舰跑去。但这时又突然涨潮，下船容易上船难，在清军的追击下，不少法兵葬身大海，幸好有军舰炮火的掩护，不然法国人死得太难看了。

　　法国人本以为拿下基隆不过是闲庭信步，轻而易举，没想到反被打得狼狈逃窜，还损失了上百人，硬生生的吃了个大败仗，真是胸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