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末清初，修史书的文人很多，但出发点多有不同，所以显得非常地乱，成员结构也相当复杂，比如有壮志未酬的、有心怀鬼胎的、有文过饰非的、有专供御用的、有指点江山的、有道听途说的、有一泄私愤的，也有扰乱视听的，还有专门跑来凑热闹的（比如朝鲜），反正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不过，虽然这些著书立说门类齐全，且数量众多，但质量却不怎么样，因为这些所谓史书一般都没有学术规范，讲求的是要主观不要客观，说辞也可以不要依据，反正只要能自圆其说，只要能写得高兴，就怎么写都行。
　　在如此的滥竽充数之下，相互抄录还大行其道。一个情节不论真假，你抄我的，他再抄你的，别人再抄他的，最后不论是否属实，在众口一词之下，大家可互为奥援，即便是造假也能避免“孤证不立”的尴尬。往后时间一长，若再有后人来修史，一看各种“史料”都众口一词，那即便是假的也能成事实……这样修史啊，还不如不修！
　　以上这些史书显然是有问题的，而主要的毛病就体现在行文体例上！
　　这些书籍中大多是作者直接叙述的形式讲故事，这样很容易夹杂私货；有时讲着讲着，讲不通了就干脆编一堆理由，对不对的无所谓，只要能把事情说圆就好，并不讲求引证、实证这些规范。所以，这些所谓史书文献没有太大的史料价值，充其量也就能反映一下当时的舆论走向（跟小报差不多），而对于探求历史真相非但没有帮助，反倒还有些扰乱视听的效果。

　　每一本史书的内容都能算是一路诸侯、有此一说，而对于这些说辞，后世的研究者基本上是很难进行取舍的，凭什么信这本就不信那本呢？所以，当后世研究者在面对这一堆所谓“史料文献”的时候（其实是小报），如果是想弄清楚历史真相，那只有头大、头晕的份儿了。
　　不过，也有人却乐于接受这样的状况，原因很简单，既然谁说了都不一定准，那只要巧妙运用其中某些史料，“旁征博引”一番，历史就将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所以，但凡看到有人搜罗一大堆“史书”来标榜自己的说辞是所谓“真史”，大家就要小心了，必须谨慎从事，因为此人或许别有用心。
　　然而，史实就是史实，真相就是真相，它们并不会消亡于众多各执一词的小报之中，更不会任人涂抹篡改。真正能留存事实、去伪存真的文献，现世之中虽然不多，但却不是没有，这些文献就是各个历史事件里，那些当事人的奏章、疏议、上谕、往来信件等原始文本，俗称第一手资料。
　　这些第一手资料可以将某个历史场景之中，当事人的意愿、判断等主观信息，以及事件本身的某些细节，准确无误地反映出来，这显然对于探求历史真相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作为第一手资料，其原始文本的公信力之强，放在今天甚至可以作为法庭的呈堂证供，而那些二手史料最多能算是舆论报道，开一卡车来也抵不上一句呈堂证供（货真价实的一句顶一万句）。

　　而王同学的《三朝辽事实录》就堪称是一本“第一手资料合集”，因为此书的体例相当独特。全书基本上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王同学广泛收集的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关于辽东战事的奏章、疏议，他将这些第一手资料原文照抄下来之后再按照日期归档，这个部分是全书的主干；第二个部分是王同学以按语的形式在部分奏章后批注的一些评论，主要是谈谈这些奏章内容有没有夸大其词，后来事情是办成了还是砸锅了，原因究竟是什么，以及写奏章的人有没有口是心非、自食其言之类的。

　　就史料价值而言《三朝辽事实录》中收集的奏章、疏议自然是不言而喻了，这些第一手资料跟之前那些滥竽充数的文献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此书成为了研究明末辽事的重要文献之一，就连《明史》也频频使用王同学书中抄录的原始文本，只是使用方式比较独特——歪曲篡改、添油加醋、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等等应有尽有，这些在前面已经有介绍，这里就不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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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生著作甚丰，他著有《越镌》、《历代山陵考》、《海防纂要》、《总部疏稿》、《经略抚齐中枢疏》、《龙沙学录》6卷、《通漕类编》9卷、《岱史》、《辽记附述》、《辽评纪要》、《评辽续记》、《兰江集》、《宝善堂集》、《西坡漫稿》、《西湖小草》等。其中《三朝辽事实录》成为明清之际东北两大著名文献之一，为先清时期东北地方珍贵史料。”转自《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浚县》】

　　【《海防纂要》“广船视福船尤大，其坚致亦远过之，盖广船乃铁力木所造，福船不过松杉之类而已，二船在海若相冲击，福船即碎，不能当铁力之坚也。倭夷造船，亦用松杉之类，不敢与广船相冲，但广船难调，不如调福船为便易，广船若坏，须用铁力木修理，难乎其继，且其制下窄上宽，状若两翼，在里海则稳，在外洋则动摇。广船造船之费倍于福船，而其耐久亦过之，盖福船俱松杉木，楸虫易食，常要烧洗，过八九讯后难堪风涛矣，广船铁力木坚，楸虫纵食之也难坏。”】

　　【《海防纂要》针路中的钓鱼诸屿，福州往大琉球针：东沙开船，用单辰十更取鸡笼山，北边过,见梅花瓶屿并棉花屿、彭家山，乙卯并单卯十更取钓鱼屿，北边过，前面是黄麻屿，单卯四更取黄尾屿，北边过,甲寅一更取赤尾屿，乙卯六更取姑美山，北边过,仔细用单卯取马奇山，北边过,甲卯并单寅收入琉球港。】
　　【“《三朝辽事实录》明王在晋撰。十七巷，首卷《总略》一卷。崇祯十一年(1638)成书。首卷《总略》，概述辽东分野、沿革、战略地位、边防及朵颜、海西、建州势态，正文十七卷叙列万历四十六年(1618)到四月天启七年(1627)的辽东战事。依年按目，历叙战守梗概、兵饷要务、将土怯弱、官僚相讦情况，引录大臣奏议，多它书所未备，为研究明清战争的重要史籍。有崇祯刻本，清乾隆时被禁，1930年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据私藏本影印”转自百度百科编辑者：商羊舞】

　　日期：2012-04-18　21:09:12
　　连载14：明朝患上了心脏病（一）
　　明末，辽东，战局急转直下。
　　数次征讨皆告失利，萨尔浒、沈阳、辽阳、广宁，一次次的失利，一个个重镇的接连丢失，一幕幕悲剧不断上演……
　　萨尔浒之役，明朝举兵十万，结果是失利。
　　沈阳、辽阳之战，袁应泰和张铨曾议兵十八万，结果又是失利。

　　广宁之战，熊廷弼、王化贞所部共十五万人，结果还是失利。
　　以这样的数字来看，要彻底消灭后金，聚兵十几万肯定是搞不定的，而要想解决问题必然的选择就是增兵，可一增兵就必须得加饷，这是很现实的事情，可朝廷若一时不能开出足够多的饷，那眼下就得缓一缓，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王在晋作为总理户、兵、工三部的署部侍郎曾经测算过，如果要议兵三十万，那朝廷得拿出一两千万的银子来凑饷，这简直是天文数字，在当时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的。
　　另外，王同学也认识到了，财政问题才是明朝的心腹大患，这可比后金作乱还更为可怕，所以他一担任“辽东经略”，其目标将不再是费更多的银子去灭了后金（那是当了裤子也凑不齐的），他目标是要避免辽东问题成为尾大不掉之患，从而引发朝廷的心脏病！
　　基于这种判断，王同学经略辽东的策略是尽量节约用度，凭险固守，每年以最小的消耗来稳定局势。他首先要确保的是，大明王朝不会因心脏病发作而猝死，其次才是等待条件成熟后一举歼灭努尔哈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