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04-27　20:01:44

　　（三）一篇旧奏章的由头
　　于是，君臣之间的谈话，从神宗对王安石的仰慕开场，由这篇上书入题。
　　早在神宗当颖王时，身边的记室韩维为饱学之士，负责讲学，每每讲得令赵顼点头称道。但韩维却谦虚地说，这不是的的观点，是臣的好友、同年进士王安石的见解。等神宗升为太子时，韩维为太子庶子，又屡屡推荐王安石自代，延誉不已。宋神宗说的是实话，他读王安石的文章，已非一日，今日相见，自然先要聊起这段故事。宋神宗说，这份上书，朕已熟读数遍，真乃高屋建瓴，振聋发聩。

　　听到这样的赞言，王安石显得有些受宠若惊。
　　这篇奏章，是他嘉祐三年（1058）受命担任提点江东刑狱，负责督察江南东路的司法与行政期满，返京述职时所写。数月时间深入基层，目睹民间疾苦，而官场奢靡成风，天下财力困穷，风俗日以衰坏，王安石夜不成寐，写下洋洋九千多言，希望能够“改易更革天下”，选拔贤良，革风易俗，变法图强。可惜，这篇恢弘肆恣、峭拔谨严的万言书，竟然满朝不觉，未能引起宋王朝的任何注意，仁宗垂垂老矣，或许，范仲淹时代的庆历革新的流产，改革与保守两派臣工争执不下，使得仁宗仍然心有余悸，只想努力修补朝政，不致生变，无意再对朝政进行大规模的革故鼎新。

　　十年后的这天，神宗重提旧章，很显然，这位年轻的君王的心里，有一个飞翔的梦想。而王安石在文章中关于忧国忧民、指陈得失、富国强兵的论述，无不一一击中神宗敏感的神经。
　　诚然，宋朝初期，曾经演绎了无数的辉煌，太祖太宗志在天下，御驾亲征，率师伐远，内用贤臣，励精图治，大宋臣民慢慢获得了安居乐业、政通人和的国民尊严。然而，建国之初的捷报频传，渐渐变成了后来的败讯连连，尤其是那一次“澶渊之盟”，宋真宗在积极抵抗契丹侵扰，处于有利军事形势下屈辱求和，不仅使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希望化为泡影，而且要向辽国提供“助军旅之费”，每年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此外，与西夏边事不断，最后也竟然是以议和的方式平息，每年赐以岁币银数万两，绢数万匹，茶万斤。美其名曰为“助”或“赐”，明眼人一看便知，不过是愚人娱己的文字游戏而已，以一个综合国力优于外邦的宋朝，大国进贡小国却是不争的事实，不仅使国威扫地，更为严重的是，多年忍气吞声，输银纳绢，苟且偷安，导致了国民自尊的严重挫伤。

　　王安石想起1060年，他奉命陪送契丹使臣到塞外，写有一首《塞外》：“荒云凉雨水悠悠，鞍马东西鼓吹休。尚有燕人数行泪，回身却望塞南流！”燕地汉人，回首南望的家国之思，这一幕细节，成了他那次塞外之行永远无法忘怀的疼痛。
　　殊不知，这样的话题，竟然勾起了龙椅之上宋神宗的无限感伤。他叹息一声，昔日太宗北伐至高梁河一役，负伤中箭，此后历经三朝，宋军元气大伤，对外军事上更无建树，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强敌环伺，每每想到这里，就忍不住要流泪。眼前的皇帝，像一个大孩子一样，流露出些许迷惘与踌躇。
　　王安石的心里，涌起一种无言的感喟，有如此作为的皇帝，心怀王业，何愁大宋不兴？
日期：2011-04-28　22:12:18

　　（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宋神宗抬起头来，轻声询问：治国的第一要务是什么呢？
　　王安石胸有成竹地答道：自然是择术为先，尤其是要选准治国的方略，以及所要参照的成功治道。
　　宋神宗眼中一亮，他接着说，那么，我想学唐太宗的治国之道，如何？
　　沉吟半晌，王安石朗声开言，陛下应当寻根求解，效法尧舜，为什么非要选择唐太宗的办法呢，尧舜圣君，他们治国的方法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现在的学者士人都以为尧舜之道，年代久远，高不可及，臣以为，要学求根本，舍李唐而选尧舜，锻造千百年基业。

　　很显然，王安石的理想之国是尧舜时期的远古王道，他在一首诗中写道，“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一席话，与其说是坦荡的进言，不如说是温和的批评。
　　但无论如何，王安石这番话，点燃了青年神宗的无限热情，激荡起神宗的无限憧憬，使得他茅塞顿开，信心大增，尧舜乃千古明君，倘行其道而治之，自然大有可图，但以目下的国情，要实现天下大治，任重而道远。可作为一代君王，谁不希望有尧舜一样的贤明？有尧舜一样的治绩？有尧舜一样的天下太平？
　　宋神宗注意到，眼前的王安石，目睛如龙，坚定而沉着，许多观点与自己不谋而合，无疑是上苍赐与的良臣，他谦虚而真诚地说，恐怕未必能如卿所愿，但希望能悉心辅朕，共济此道。
　　不知不觉，几个时辰过去了，日影西斜，君臣二人，越谈越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神宗意犹未竟，数留数问，弄得王安石很不安，再三请辞，他有许多话要说，却不敢也不愿意让皇上饿着肚子听自己说话，耽搁太多的时间。
　　自祖宗得天下，何以享国百年而粗致太平？
　　宋神宗留下这一问，王安石归府后，就着烛光，写下了他的见解，回顾百年基业，自然有君臣的共同努力，但对于政事的弊端也毫不避讳，一针见血：
　　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历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异于庸人……
　　——王安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小人参政，邪说盛行，取士偏科，督察不力，农民苦役，军容不整，理财无方……王安石一口气摆出了十多条问题。这么多的问题，有些是神宗已经知晓的，有些，他还没有觉察。第二天，宋神宗对王安石说，这篇奏章，我认真读了，对于这些弊端，希望能一一为之谋划，寻求解决良策。王安石说，久积之弊，固然很多，数之不尽，希望陛下重视讲学，认真地分析讨论，待到君臣上下统一共识，则解决的办法自然就有了。

　　有一日，王安石讲完《礼记》后，群臣退去，神宗将他单独留坐。香兽喷烟、清幽安静的大殿里，君臣二人从容议论，相商国事。在神宗眼里，有高才博学、胸怀古今的王安石在侧，他就好比刘备得诸葛亮，唐太宗得魏征，一个规模宏大的改革计划，在他们朝夕相处的促膝长谈中，呼之欲出。王安石的到来，使得宋神宗如鱼如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