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芬上了一道激烈的《隆圣孝以答人心书》，在这道奏书里舒芬从孝道、天理、人欲三个方面跟皇帝辩论孝道，并直言不讳的指出皇帝的所为有违孝道。舒芬的这一行为我们无法做出恰当的评判，皇帝在祖母丧葬过程中做的多一点还是少一点我们也无法做出道义上的评判，我们只是知道伦理道德在我们这个国家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了行为准则，高高在上的皇帝尤其要遵循这点，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伦理道德在一定程度已经和法律一起成了评判事实的根据。

　　舒芬的这篇文章跟海瑞的那道《直言天下第一疏》无疑具有异曲同工之效，但与嘉靖皇帝不同的是我们这位皇帝并没有大发雷霆，只是随手扔进了垃圾桶里，可怜状元郎熬了一个夜晚写出的华彩文章就这样静静的躺在宫殿的角落里。
　　虽然舒芬的上书并没有得到皇帝的正面回答，但它很快在朝堂上掀起波澜，这位状元郎很快成为帝国的楷模，无数的士大夫奉其为榜样。六部、翰林院、大理寺、行人司、通政司、十三道监察御史、六科给事中的奏书纷纷砸来，在大明朝文官与皇帝的斗争中，职位低的官员尤其起劲。这些官员们不仅给皇帝施加压力，也同时给内阁施加压力，要求内阁大学士杨廷和、梁储、蒋冕领衔上书。而这个时候，皇帝由于着了风寒，正在卧床不起，这是一个信号，它表明我们的这位皇帝在这个时候身体已经不行了，他的身体极度虚弱，虚弱到连偶然的感冒也受不了。

　　挨到皇帝身体好些的时候，能够下床理政的时候，文官们依然不依不饶，甚至要皇帝下罪已诏，就差没让皇帝下台了。我想皇帝这个时候大约对刘瑾是怀念的，他明白在这个国家有一群人是不能得罪的。
　　皇帝终于忍受不了群臣，挨到1518年7月份朱厚照带着随从又出去了，临行前给杨廷和留下敕书交待了一下，皇帝此次是要去巡边了。皇帝带着一万人的队伍从宣府出发沿着长城外沿行走，皇帝跟所有人一样风餐露宿，他欣赏着大漠风光，但无人领略到皇帝凄苦的内心世界，此次巡边，皇帝虽然出来了，但他的心还留在京城，留在那帮文官那里。皇帝此次出塞心境与上次已经截然不同了，他显得心事重重，没有了那种意气风发，皇帝与文官们的间隙已经种下了，从此大明王朝的政治已经陷入一种死结。虽然儒家思想的高峰还没有到来，但这已经是一个儒学已死的年代，在以后的岁月中甚至需要引入部落民族的新风和西方文化的新风来荡涤儒学的桎梏，这不仅是一种政治上的死结，更是一种文化上的死结，我们的政治、我们的文化为什么会进入这么一个死结？它跟我们这个国家过于庞大、复杂有关，一方面它需要一种伦理纲常来维持帝国的正常运转，以道德行为规范来统驭全局，另一方面它也需要人性的自由、奔放来维持政治与文化上的活力，它们之间是矛盾的，不仅体现了政治上的两面性，更体现了文化上的两面性，当后者过强的时候则不存在问题，一旦后者过弱则会陷入一种无法挽回的境地。新旧思想开始激烈的碰撞，君臣开始搏弈，帝国的大厦开始摇摇欲坠，越至晚明，这种景象越发突出。

　　日期：2012-05-09 08:16:07
　　皇帝此次的巡边走了1000多里路，他详细察看了沿长城各处的隘口和兵力部署，最后抵达了陕西省延绥镇榆林卫，经过四个月的长途跋涉，部队士兵死亡、逃跑甚多，减员十分严重，但皇帝始终如一，他跟士兵们一起风餐露宿、同甘共苦，这是一个充满温情的年代，此后这种情形再也不可能出现。此次巡边由于离京师太远，在视察完榆林卫后皇帝便开始返回，回程途中路过太原府，皇帝住进了晋王府中，在这里他邂逅了一名名叫刘良女的歌女，传说这名女子是晋王府乐工杨腾的眷属，皇帝喜欢上了这位刘良女，并将她带回了北京。

　　正德十四年二月皇帝回到了阔别七个月的北京，在回程途中他大概不会郁闷，因为他带着一名心仪的女子，在皇帝巡边途中对于重要的奏章，内阁也是快马加鞭送给他批阅。
　　至此，皇帝跟北部边疆的那种缘分已经结束。他的理想是能像先祖那样能勇敢的踏入大漠，能跟将士一起同甘共苦。到了正德年，由于勋贵阶层的没落，皇帝对于战场的生疏，这些都使得皇帝与他的军队日益疏远，早在成化、弘治年间，皇帝就想带兵出征，但官员们向皇帝阐明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年代了，皇帝这才作罢。但到了正德年，朱厚照冲破文官们的羁绊，再次恢复了祖先的那种武功，对于此我们仍很难做出评判。皇帝的个人行为于国家来说作用并不大，但对于正德本人仍是要值得肯定与赞扬，他行程千里，不畏艰苦，他敢于亲临战场跟蒙古人拚杀，后世的皇帝已经不可能像正德这样了，他们都被牢固的禁锢在宫中，终身不出北京城。

　　另外，皇帝亲自参加的应州之战减缓了蒙古人对宣府、大同的压力，而且应州之战既不像朱棣亲征那样找不到北，也不像朱祁镇那样窝囊，完全是在皇帝的带领下双方酣畅淋漓的一场战斗。我们无法说正德皇帝有多么伟大的武功，但皇帝的敢想、敢为对于后世之君来说的确是值得他们敬仰的。
　　日期：2012-05-10 07:59:24
　　第四十六章大规模的政治请愿活动
　　皇帝之所以巡边这么久，不愿意与文臣见面是一个原因，因为当他从边疆回来后，他又变着法的想出去，北方已经游历遍了，这回要去的是南方。
　　几乎就在我们这位主回到北京的同时，内阁大臣就知道他仍要出去，因为当杨廷和将朱厚照丢给他让他处理政务的敕书还给他的时候，朱厚照说，你拿着用吧，以后还有用，这就表明这位皇帝还是要出去。
　　不久京城就流传着皇帝要南巡的消息，这大概是朱厚照对身边的人表达了这个想法，然后由身边人走漏了出去。

　　去南方看看，去南京看看，去祖宗的陵墓看看，这大概也是厚照内心许久的想法，所以当他从北部边境回来的时候，他觉得是时候往南方走走了。此时帝国的南方并不平静，流民问题依然存在，刘六、刘七的余众仍在作乱，坊间又盛传封在南昌的宁王朱宸濠要造反，朱厚照也想亲率六师予以震慑。
　　大臣们对皇帝的此次南巡表现出了坚决的抵制，南方乃大明赋税重地，他们害怕皇帝在南方又搞出什么名堂，踢破了这个钱罐子。皇帝在蒙古死了还可以再立一个，钱罐子被踢破了可不好修复了。
　　内阁大学士杨廷和和礼部尚书毛澄首先上书反对，他们的这种反对效果如何，可想而知。接着是科道官员，科道官员的声音依然像放屁一样。明王朝的政治有个特点，就是对江南数省的保护尤其严密，一旦这几省发生动乱影响到了明王朝的赋税，大明王朝倾时便会倒塌。此次文官们之所以要阻止皇帝南巡就是害怕皇帝到南方去搜刮、勒索引起民变。

　　既然普通的上书没有效果，那就要变个花样玩，自从皇帝南巡的消息出来后，所有的官员都像疯了一样。正德十四年（1519年）三月十三日，科道官员就开始了下跪请愿活动，这在大明朝虽然是第二次，但以后这样的活动会经常发生。皇帝让内官出来劝官员们回去，言官们从早晨一直跪倒下午才散去。
　　而从十三号这一天，斗争的主力已经从内阁转移到低级官吏，这种转移并不是在南巡这一件事情上的转移，也不是在正德一朝的转移，而是在整个大明王朝的转移，而低级官吏与皇帝的斗争面积更大，铺天盖地而来，旷日持久，对帝国政治的伤害也更大。
　　日期：2012-05-10 08: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