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朝廷同意左宗棠进兵新疆，并在“片面海防论和海防塞防并重论”的争论中打败李鸿章以来，左宗棠对于西征的信心越来越强。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仍然要抽出一部分精力来对付李鸿章等人的暗中掣肘。其原因就在于：李鸿章作为地方督抚之首，其淮系掌握着大部分省、将军辖区的权力。而西征军的军饷主要是由各省来供应。

　　为了筹集军饷，左宗棠不可能不与李鸿章的淮系势力进行各种斗争。虽然，左宗棠和李鸿章同属于改革派，但因为林则徐、魏源-左宗棠路线与穆彰阿-曾国藩-李鸿章路线的区别太多，双方的争论再加上战争期间的各种矛盾、双方主帅的个人性格等原因，其激烈程度越来越高，最终到了水火不同炉的地步。那么，在对待新疆问题上，双方的矛盾是什么呢？

　　谁是中国最主要的敌人
　　林左路线与李鸿章路线的区别之一，就是在判定谁是中国最主要敌人。对于这一问题的判定分歧出现在鸦片战争之后。
　　自晚清面对“海上来犯之敌”后，林左一派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一致认定是沙俄。穆曾李一派则处于模糊状态，穆彰阿时期与穆彰阿同属阵营的琦善等人并未公开讨论这一问题。曾国藩也未有明显记载，但李鸿章认定日本将会成为大敌的预料比较符合日后的历史发展。为此，我们可以确认李鸿章的眼光是独到的。即使如此，也不能认定李鸿章“联合沙俄抵御日本”的政策是正确的。特别是为了“联合”而甘愿放弃领土的做法更是错误。

　　在对外战争中，谁是第一敌人的认识上，两派有所不同。林则徐认为“防俄宜先”。李鸿章则认为日本将是未来大敌，因此，主张联俄抗日。为了抗日可以放弃新疆等边远地区，以求和沙俄和好。左宗棠则主张对二者都是枕戈待旦，谁是“第一敌人”要看当时的情势而定。在八十年代之前，沙俄是主要敌人因此，必须要将主力对付；对日本也不能放松。左宗棠对海防和轮船的重视就是明证。

　　日期：2012-01-01 12:01:43
　　在晚清，我们的敌人主要有路上之敌以及海上之敌。海上敌人危险，路上之敌同样危险。晚清时期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敌人是沙俄，这是毋庸置疑的。英法德等国在亚洲其他地区和对中国的殖民侵略战争所采取的方式是不同的。而整个晚清时代，日本虽然给中国造成了极大的痛苦，但其危害性尚未达到沙俄的程度。如果问近代对中国最危险的敌人是谁，那么我会回答第一是日本；第二是沙俄。那么，现代呢？个人有个人的看法。我的答案暂时保密。

　　主要敌人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不断变化的。既要重视当前的第一敌人又要关注未来的，而当以目前的为主要关注对象。因此，我完全赞同左宗棠海防陆防并重下，看具体实际情况确定主要敌人的观点。如果，某甲是未来的敌人，某乙是现在的敌人。你只关注某甲，而某乙却在现在就把你干趴下了，何论未来？
　　所幸的是，中国与其它国家都不相同，一个拥有着四五千年连续不断的文化核心的民族，有着很强的凝聚力。因此，当英法俄等国家看到中国是一个较强的统一体，并不能像印度、南非等亚非国家那样，采用各个击破的方式逐步蚕食的时候，英法俄等侵略者并没有采用更富侵略性的殖民政策。
　　在某种程度上，英法等国对中国的领土欲望表现得并不强烈。它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商业上（中部东部）。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放弃了逐步蚕食的政策，只不过这种蚕食政策是利用经济为武器。逐步将地方与中央的利益进行区隔，从而让某个地方无论政权还是地方精英都西化，这样逐步渗入之后，再进行殖民蚕食。这主要是针对中东部地区。对于西部地区，中央政权管辖力度小的地方，除了上述政策外，就是直接采用政治区隔，策应独立。例如英国对于西藏的垂涎就是政治区隔，法国对于云贵两广的垂涎则是经济区隔之后政治区隔。

　　与英法不同，沙俄对于殖民侵略的冲动更强一些。沙俄则稍显强硬，因为与中国接壤，沙俄吞并国家众多，许多都与中国接壤，为了保证对吞并地区的统治，使其自身边疆稳定，沙俄对于商业的冲动有时候被领土冲突压制住。商业利益损失可以弥补，领土损失则是永久的伤害。当年，沙俄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除了因为与英法战败财政出现困难的原因外，其也是因为阿拉斯加荒凉。结果如何？每个地方都不是荒凉的，其孕育的资源以及战略价值都不能被忽视。

　　日期：2012-01-01 23:13:52
　　李鸿章的价值在于预测到了未来第一敌人是谁，但却忽略了现今的第一敌人是谁。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日本的实力在逐渐增大中，但其总体实力（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科技等多方面）直到19世纪末才真正追上中国。李鸿章显然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仅仅是注意到了军事方面。
　　除了日本之外，英法美俄等国都在海上虎视眈眈。对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来说，海上之敌确实非常严重，但陆上之敌更不可小视。因为，自始至终制海权、制空权的被剥夺，皆不能令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政权更迭。以陆为生的人口远比以海为生的人口，因此，陆上之敌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权来说，威胁要大于海上。
　　90年代，日本成为中国最大的敌人，为此，李鸿章终于找到了和左宗棠的某种能够达成共识的东西，可惜，左宗棠已经去世十年了。1896年6月3日李鸿章与沙俄外务部内阁大臣、财务大臣等签订了《中俄密约》（《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其条文直到1910年才公布。该条约主要针对的是日本，即如果日本侵略俄国、中国、朝鲜，中俄两国应互相援助。一国不能单独与敌签订合约。两国之所以签订准军事同盟关系，主要是，甲午战争之后俄、法、德三国向日本施压，日本不得已归还了辽南大部分领土。

　　然而，结果呢？沙俄依然屡次侵略中国。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却如法炮制占领旅顺、大连。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俄国制造了海兰泡惨案，攻占了江东六十四屯。李鸿章联俄抗日的畅想，最终换来的只是，俄国能够在东北修建铁路，可以在有事儿时畅通无阻的进入中国。
　　日期：2012-01-03 19:14:31
　　四争新疆
　　围绕着新疆，在晚清时期共有四次争论：分别是道光年间的放弃西四城论；海防与塞防之争；南疆弃取之争和建省之争。这四次争论中的后三次，左宗棠是参与者。这四次争论的前三次是有识大臣与无远见庸臣之间的争论。第四次则是改革派中的抵抗派内部的争论，其主要论战对手是左宗棠和左宗棠第一猛将刘锦棠的论战。
　　早在嘉靖道光年间，龚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议》、魏源的《圣武记》就曾提出过西域建行省的主张，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阻挡沙俄对西北的侵略。作为林魏路线的继承者，左宗棠自然对这一主张进行了全盘继承。这从左宗棠22岁时写的《燕台杂感八首》就可以看出，左宗棠早已认定新疆应该建省。

　　建省的主张并非左宗棠首创，而是道光年间魏源、龚自珍的主张延续。道光年间的张格尔叛乱被平灭之后，对新疆的取舍问题出现新的争论。长陵、武隆阿主张放弃西四城（即今天的喀什、英吉沙、莎车、和田）。类似于李鸿章仿效土司分封的建议也在“西四城”是否舍弃的争论中出现。道光皇帝为此，并没有同意放弃西四城，但也没有决定改变“伊利将军”管辖新疆的军府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