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03-09　07:38:32

　　董仲舒：天人三策罢百家
　　常常的，历史会在某一个时刻如闻神启，突然选择转身，从此走向与此前全然不同的另一条轨道。
　　也常常的，人们会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但不能不深思的是，如果离开某些具体的人的偶然出现，历史是否仍一定会在此时发生骤变？

　　巴斯迦曾充满隐喻地说，“克里奥配特拉的鼻子如果生得短了一点的话，整个大地的面貌都会为之改观。”他的意思是，埃及女王假如不是那么漂亮，凯撒大帝与安东尼就不会如此倾心于她，那么欧洲的历史将会改写。
　　欧洲的十七世纪被公认为天才的世纪，罗素说，近代文明的缔造就是缘于那时十几个天才的出现，伽利略居其首位，如果伽利略死于襁褓，那么近代文明将不复存在。
　　这便是梁启超不止一次所慨叹的，如果从历史中抽调几个最伟大的名字，那么历史的面貌就会大为不同。
　　带着这样的目光回望公元前2世纪的汉朝，你会发现，因他的出现，才使自秦“焚书坑儒”之后沉寂萎靡的儒家学说，从此显登要津，独霸政体，使中国主流思想一统于儒。
　　是他的出现，才使汉代经学由此兴起，并成为中国学术发展大势，形成以之为中心的历代学术研究主体。
　　不错，他是董仲舒。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说，“就历史上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概言之，自孔子至淮南王为子学时代，自董仲舒至康有为则经学时代也。”

　　经学时代是否迄康有为而告终，似乎尚属疑说，但自董仲舒而始则是定论。掐指粗算，子学时代统共300余年，经学时代却已历2200年之久！
　　能独树一帜，且将这面旗帜高擎为数千年文化主体，历沧桑而不倒，这本身就是奇迹。
　　（待续）
日期：2012-03-09　09:12:27

　　一
　　创造奇迹的人，自身却往往极其简单。

　　《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在《春秋》上，三年不窥园的勤奋少年；一个学有所成，在汉景帝时曾任经学博士的青年才俊；一个温文尔雅，文名远播，绛帐授课的优秀园丁。三幅炭笔勾勒的素描，组成了出仕之前董仲舒的全部肖像。
　　然而，历史永远不会这样简单。它总为某件事的发生，某个人的出现，进行着漫长的铺排与准备。
　　董仲舒生于公元前179年，汉孝文帝刘恒元年。

　　此时，距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定挟书律，焚书坑儒，仅仅过去34年。
　　曾经作为春秋战国时期显学之一的儒学，经嬴政大火焚烧，与百家语、列国史等等一道呈衰微之势，蛰伏于民间。
　　秦亡汉替，鉴于暴秦因酷刑峻法灭国的前辙，更因连年征战、地荒民疲的特殊社会现状，汉初统治者在治国理念上推行清静无为、垂拱而治的黄老思想，以让百姓休养生息。
　　《汉书?食货志》载：“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 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 而将相或乘牛车。”

　　多年战争之后，留下的是一幅荒凉破败、民不聊生的凄惨景象。此时，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的平民，都有稳定世局、恢复生产、修复生态、发展经济的共同愿望。贵清静而民自定的黄老之说，恰好极为吻合汉初统治阶层的理论需求，因而最终走上历史舞台，就是一种必然。
　　汉高祖时，曹参继萧何为丞相，从自身做起，坚持无为。他一遵前任规矩，萧规曹随。在任人上，“择郡国里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 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在任职上，“日夜饮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宾客见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至者，参辄饮以醇酒，间之，欲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另一位丞相陈平，也治黄帝老子之术，不治事，日饮醇酒，戏妇人。

　　汉惠帝、高后之时，更是将这种无为而治的思想全面推进，“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户房，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自洗着脚踞傲见儒者，还曾以儒冠为溺器的汉高祖，到汉惠帝﹑吕后，再到好刑名之言的汉文帝、尊崇黄老的汉景帝时期，儒学虽然呈扬头之势，但一直游走在主流社会之外。
　　对儒学在西汉复兴施以打压的，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她就是汉文帝之妻，汉 景帝之母，汉武帝奶奶的窦太后。
　　一个女人有点自己的偏见，这没什么，怕的是她恰恰位居权力核心，而且还要执意将这个偏见带到政体之中。那么，随着她寿命的延长，辈份的升高，话语权的变大，便会形成一股狭隘且阴冷的怪风，影响政体的健康走向。西汉时期有两个类似的老女人，一是西汉末年的王政君，在一个就是西汉初年的窦太后。

　　汉景帝时，窦太后有次召见儒生辕固生，故意问他《老子》的书怎么样。辕固生说：“此是家人言耳。”这无非家长里短的闲话之语，窦太后闻听勃然大怒：“安得司空城旦书乎！”那么你去给我找找建筑工、守城罪犯的书！
　　怒不可遏的老太太，竟然让辕固生入圈，徒手与野猪搏斗，可见厌恶儒生之甚。亏汉景帝知道他直言无罪，让人给了他一把剑，这才得以保住性命，罢职归家。
　　但儒学并不因这种外在环境的酷烈而消殆，它在民间自有扎根的土壤。
　　原因有二：
　　一是自孔子建立庞大的学术体系，继之孟子深化，成于荀子改造，儒学已经深入人心，此乃《汉书?儒林传》所谓，“古之儒者，博学于六艺之文。六学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
　　二是儒学与其他百家学说的鲜明区别，它不光有深奥而空洞的社会观、道德观、价值体系，更因以《诗》、《书》《礼》、《易》、《乐》、《春秋》具体六艺教人，因而对于求知求能的读书人来说，儒学更有着“学问”上的强烈吸引力。

　　所以，儒学虽然在汉初没有走上政治舞台，民间却对之趋之若鹜，心向往之，与同时代众多耕读世家的子弟一样，董仲舒接受了系统的儒家传统教育，并蔚然成为《春秋》公羊经学的立宗之人，于学成之后设馆授徒。
　　由于弟子众多，不能一一面授，他别出心裁，降帏授徒，学问不达一定地步者不能登其堂，亲闻咳唾。帘内正襟危坐的是研究生班，帘外侧耳倾听的是本科生，更低一层的本科、专科学生，则由身边弟子代为传授，“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
　　那时，司马迁就坐在帘内，听董仲舒娓娓而谈。
　　这是何等雍容的授课方式！让人想起宋人一首与此并不相干的词，“君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这一讲课方式到东汉时影响了另一位儒学大师。史称马融，“尝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
　　女乐，在董仲舒这里是列不起的，历史赠予他的排场没这么大。
　　（待续）